新书速递｜《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

双十一 2023-07-12 17:00: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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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只有少数国家能实现发展？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何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是否源于同一动力？为回答这些问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发展动力理论。经济学家深入探讨了物质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制度、国家干预、经济平等等多种变量的作用，政治学家围绕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政治文化和社会平等因素进行了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这些理论往往偏重某一种变量，缺乏整合，解释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要想推动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创新，就必须对现有理论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评析与整合。

《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尝试沟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两个领域，对发展动力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分类述评，并提出一种基于权力结构因素的分析框架。

这本书试图回答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国家如何才能发展？

放眼全球，我们会发现，只有少数国家进入了发达状态，大多数国家仍处于欠发达状态。尽管有些国家能够不时搭上主要经济体的“顺风车”，但真正具备内生增长能力、能够实现赶超的后发国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甚至越落越远。我们也看到，不少非洲、中亚国家仍处于战乱之中，不少国家为政治动荡所苦，街头抗议、大规模*时有发生。不仅如此，一些老牌发达国家还出现了发展逆转现象：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大危机，美国、西欧国家受害尤深，而在此前的几十年里，类似的金融货币危机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自这场危机以来，一众发达国家都在经济衰退的陷阱中苦苦挣扎，至今仍然没有真正实现复苏，与以往的经济周期呈现明显区别；向来困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民粹主义在美国、欧洲国家再次兴起，一些非主流人物执掌了最高政治权力。这些征兆似乎表明，人类又回到了20世纪初期的黑暗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政治异类人物乘势崛起，并引发世界大战，人类被带入苦难的深渊。

如何才能避免发展失败带来的巨大危机？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发展？发展会不会逆转？学术界给出的答案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主流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强调市场，另一派则强调政府干预。市场派的代表――新制度主义――告诉我们，发展要依靠好制度，所谓的好制度主要是私有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自由和政治自由制度。这个流派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等创立，目前已经成为主流发展理论。正如诺思所说：“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成功主要取决于制度的改善。过去20年来，这已经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这种理论传遍全球，并且外溢到政治学等学科。像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这样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都愿意给自己戴上一顶“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帽子，尽管他们的理论与正统的制度主义相去甚远。但是，新制度主义观点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充分证实，因为非洲、拉美地区及俄罗斯等诸多国家的制度移植并没有把它们带上发展的正轨。新制度主义也不能解释发达国家的发展逆转现象，因为这些国家的基本制度并没有发生变化。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出，制度是人为产物，并且不具备自我执行的能力，再好的制度都有可能沦为一纸空文。因此，制度是第二性的，并非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我曾经在南美国家秘鲁工作数年，目睹了制度在这个国家的苍白无力。以民选官员的公投罢免制度为例，该制度源于欧洲，本意是用来制约腐败官员，但它在秘鲁遭到极端滥用。到2012年，秘鲁全国进行中及已结束的公投罢免超过4000起。通常一次地方选举刚刚结束，败选者马上就会发起公投罢免，试图把当选者拉下马。即便能逃过被罢免，新政府也会陷入半瘫痪状态，无法正常执政。这种制度在欧洲运作良好，在秘鲁却成为政治恶斗的工具和政府效率的腐蚀剂。这让我意识到，一定有某些比制度更深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制度显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首要因素。诺思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晚年开始研究暴力对制度的影响，但没有形成理论突破。

新干预主义的代表是发展型国家理论。阿姆斯登、约翰逊等学者依据东亚的发展经验提出：发展要依靠好政府。但是，他们只概括了好政府的部分特征，如官僚集团内聚力强、拥有相对于经济精英集团的强势地位等，却没有说清楚如何才能缔造出一个好政府。他们也列举了一些好政策，包括出口补贴、金融扶持、建立产业园区等。但是，来自发展中世界的证据表明，这些政策在不同国家产生的效果相差甚远。归根结底，如何构建一个既有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良好意愿，又有政策制定及执行能力的好政府才是关键，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还有人说，发展失败是因为民粹主义者的破坏，但他们并没说清楚民粹主义的起源以及如何消除民粹主义。其实，民粹主义问题本质上仍是好政府的构建问题。因此，要解释国家发展的成功、失败与逆转，就不能拘泥于市场与政府的两分，不能自限于新制度主义和新干预主义的樊篱，而是要向更深处探寻，去发现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了好制度、好市场和好政府。

放眼国际学术界，走在探索前列的是大名鼎鼎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罗宾逊等学者，他们原本是新制度主义者，但在探索制度起源问题时触及了权力因素。“权力”听起来有些抽象，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不同于日常所说的政治权力或官员手中的权力，这里的权力指的是使他人服从的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来自暴力、财富还是个人魅力。权力关系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从原始社会至今莫不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社会各阶级、各利益集团之间存在权力关系。从微观层面看，家庭内部、个人之间也存在权力关系。正是这些宏观与微观层面的权力关系决定了社会的运作模式。阿西莫格鲁等学者提出，精英与大众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决定了制度及制度绩效。诺思所强调的暴力其实只是多种权力资源中的一种，他与阿西莫格鲁的探索方向大致相同，但后者的视野更为宽广。应该说，制度主义者最新的探索已经背离了制度主义，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制度“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没有突破制度主义的窠臼。

沿着阿西莫格鲁、诺思的新方向，结合经济学界对土地及农业问题的新认知以及著名政治学家迪特里希?鲁施迈耶（Dietrich Rueschemeyer）等对阶级制衡的强调，我与合作者李昊F共同提出了权力平等发展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为：在一个社会中，主要利益集团间的权力博弈决定了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的核心与本质就是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是权力决定了利益分配，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激励，从而决定了该社会的发展绩效。权力平等发展理论的基本命题包括：权力结构是决定一国能否发展的首要和深层因素；权力结构指经济、政治、社会等诸种权力资源在一国主要利益集团间的分配格局，在权力结构基础上进行的权力博弈决定了一国的制度、政策、资源禀赋演进方向和社会形态，进而决定其发展绩效；权力结构分为平等型和集中型两种类型，平等型权力结构促进发展，集中型权力结构阻碍发展；由权力结构平等化导致的土地平等是实现发展的主要路径；经济发展实现机制为：权力结构初步平等化→土地平等→家庭农场经济繁荣→收入分配平等→内需及投资旺盛→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经济结构升级；政治发展实现机制为：土地平等→经济社会平等→强大政党→高效国家；权力结构的变迁与国家发展都具有周期性，伴随着权力的重新集中化，发达国家也会遭遇发展逆转。

权力平等发展理论挑战了主流的新制度主义和新干预主义，但它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些理论，而是要探寻一种更深层次的因素，为制度和国家干预提供支撑。也就是说，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新理论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解释主流理论没有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好制度和好政府的起源与变迁问题。

挑战主流发展理论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在诸多名家止步之处笔者却能前进一步？这要从以往研究的局限性谈起。其中，学科局限性和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尤为明显。首先，就学科而言，发展问题至少横跨了经济和政治两个学科，同时也涉及了社会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但以往的发展研究向来以经济学为主，经济学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便在后来兴起的政治经济学派中，也并没有任何一位学者兼具经济学和政治学素养，经济学家依然发挥主导性作用，政治学家仅仅充当了他们的助手，诸如巴里?温加斯特、罗宾逊等分别只是诺思和阿西莫格鲁的次要合作者，发展领域的学科融合仍然不充分、不均衡。所以，以往的学者总是围绕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理论构建，难以形成突破。可以说，发展研究中的跨学科视野依然不足。其次，发展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过于浓厚。新制度主义的开拓者诺思的实证研究集中于美国经济史领域，他对西方世界崛起的阐述立足于欧洲特别是西欧经济史，对拉美、东亚、非洲等发展中或后发国家（地区）的关注严重不足。后起的领军学者阿西莫格鲁擅长量化研究和形式化分析，但他的实证研究比较肤浅，对发展中世界的认知不够深入，所以他的理论重心从殖民文化转到关键节点再转到权力斗争，一直处于游移状态，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传统理论立足于对西欧、北美发展经验的解读，而且是片面的解读，广大发展中世界的经验被视为对经典路径的偏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掘。加之学科分割造成的障碍，主流发展理论其实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发展理论的创新必须要突破学科樊篱和西方中心论的束缚。首先，学科融合一向是我的追求。除了拥有历史学的博士学位之外，我对比较政治学、社会学的理论也很熟悉。此外，我还拥有金融学的硕士学位，了解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种多学科的学术背景让我拥有了多维视角和时间观念，能够把“经济人”、“政治人”和“社会人”叠加在一起进行思考，也能够把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变迁放到时间维度中加以考量，从而能够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实现多学科理论的交叉融合。其次，我长期从事拉美发展问题研究，熟练掌握英语和西班牙语，长于拉美、东亚及发达国家经验的比较研究，这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再次，我独特的职业经历也有助于理论创新。我在博士毕业后入职中央部委，从事政党外交工作。因工作需要，我曾经到访过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其中既包括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地区大国，也包括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中小国家以及多米尼克等加勒比小岛国。我还曾在中国驻秘鲁使馆工作三年，负责与对方政党、国会的联络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仅与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秘鲁前总统阿兰?加西亚、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等多位拉美政要有过多次面对面的接触，而且与多国政党的中高级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交往，和社会底层民众也打过很多交道。在秘鲁，我曾与阿普拉党的几位青年领导人驱车数百公里去基层组织调研，也曾陪同国会议员朋友走访他们的贫民窟选区，还多次受邀参加各政党各层级的会议。我和不少政党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他们的倾心长谈让我多有茅塞顿开之感。在阿根廷、智利腹地近万公里的自驾旅行也让我对这些国家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体验。因此，和象牙塔里成长的学者不同，我不仅拥有理论素养，而且拥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和感悟，对拉美国家发展模式的共性与多样性有深切的感受。将这些感受与我对中国乃至东亚的认知相比较，使我对发展中世界有了深入的了解。六年前，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开始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整合多年来积累的感性认知。这种复合型的职业生涯为我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给了我与那些知名学者砥砺切磋的信心。

总的来说，主流发展理论在解释中国及世界的发展时苍白无力，对未来发展提出的指导建议也往往以偏概全，发展理论亟须创新！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和我的合作者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迈出了试探性的一小步，希望对今后的学术探索有所启迪。

（节选自《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自序）

书籍信息

权力结构与国家发展：

国家兴衰的政治经济学

高波著

2023年5月出版/定价99.00元

ISBN 978-7-5228-1831-3

内容简介

本书的写作受到好奇心和使命感的双重驱使：好奇心让我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奥秘一再叩问，使命感则来自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

本书的学术价值可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探讨了人类至今难解的一个大谜团，那就是国家发展之谜。有些国家繁荣昌盛，有些国家贫穷混乱，还有一些则盛极而衰，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些兴衰沉浮？本书尝试给出一个全新的答案。

二是致力于构建全新的发展理论框架。新理论没有盲目追随主流发展理论以及与这些理论紧密相连的名家宿儒，如诺思、阿西莫格鲁、亨廷顿、摩尔等，而是把研究重心从制度、政策、文化等因素转移到了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即利益集团博弈上来。本书提出，每个利益集团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利益博弈，他们能否获胜取决于自身拥有的权力资源，诸如财富、资本、暴力、思想、组织等。经过权力之网的“过滤”，胜利者才确立了他们想要的社会秩序，并进而决定了国家的发展绩效。

三是注重跨学科研究方法。本书将发展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学融为一体，并从社会学研究中汲取营养，从而克服学科分割造成的视野狭隘问题。

作为一种基础理论创新，本书对相关领域研究者以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生可能都会有所启发。

作者简介

高波，山东阳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经济学硕士，熟练掌握英语、西班牙语。长期供职于中央外事部门，其间曾赴中国驻秘鲁使馆工作，2016年入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理论、拉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在顶级学术期刊、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一部。代表作：1.高波、李昊F：《权力结构、土地平等与国家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2期；2.高波：《拉美国家的体系性腐败及其治理》，《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3期；3.高波：《权力结构视角下的发展陷阱：基于对委内瑞拉“蓬托菲霍体制”的分析》，《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1期；4.高波：《农民、土地与政治稳定：墨西哥现代村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书籍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既往发展理论述评

第一章经济发展诸理论

第一节现代增长理论：以增长解释增长

第二节新制度经济学：背离制度至上论

第三节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市场抑或国家

第四节平等主义理论：平等才能发展

第二章政治发展诸流派

第一节经济动力论：越富裕越民主？

第二节文化动力理论：政治文化决定论的终结

第三节新制度主义：质疑制度的首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