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但湖南仍有不少地区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

8月下旬，一辆轿子出现在从湖南宝庆到长沙的路上，护轿的、抬轿的，加起来共有十几个人。负责领路的是一个叫黄定平的地下党，轿子上坐的是一对母女：母亲是个农村妇人，女儿18岁。

作为一个高级特工，黄定平此次奉省领导之命：要不惜任何代价，把轿上的母女从敌统区护送到安全的地方，最后送到北京，交给中央保护起来。

轿子一路颠着，进入了湘潭地界，黄定平发现前面有哨卡，他一下子紧张起来，赶紧派人上前打探。结果让黄定平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解放军设的卡，是查逃窜的敌军和地主劣绅的。

黄定平赶紧上前交涉，称自己是正在执行绝密护送任务的特工，希望能赶紧放行。但极负责的哨兵却不敢轻信，毕竟他们口说无凭，万一放过去的是敌特，那岂不是要出大事。而且，依哨兵的经验：像这种出门要靠轿子的妇人，怎么看都像是地主劣绅的家眷。

就在黄定平怎么说都没人信时，轿子里的妇人走了下来。她本想低调通过哨卡，但此时她只能无奈地亮明身份。只见她从随身的包袱里拿出一封信，交给了哨兵。哨兵一看，惊讶不已，因为上面赫然写着两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叶剑英。

哨兵们马上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很快汇报给了上级。就这样，黄定平一行人才安全通过了哨卡。

接下来的事，是让轿子上的母女俩都没料到的：

首先，她们受到了驻守湘潭的49军军长和政委亲自接见，小轿子被换成了最好的军车，护送人员也更多了。

接着，母女俩到达长沙后，正为各种事情忙得焦头烂额的省委领导们，几乎全部到齐，前来迎接她们。领导们又是请她们吃饭，又是和她们拉家常。

后来，时任省委副书记的王首道，看她们二人身上的衣服单薄，还特意建议先带她们去买些衣服和生活用品，休息好了再护送至北京。

但农妇却觉得太麻烦大家了，硬是不同意花政府的钱买衣服。这件事，传到了当时驻守在长沙的司令员肖劲光耳朵里，肖将军于是下令：不用经过她同意了，派人给她买就是了！

最后，东西都买齐了，母女俩在长沙休整了一阵后，肖劲光司令亲自给北京方面打电话：一定会派最得力的人，护送至北京。

看到这里，可能有些读者会觉得奇怪，这对母女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她们的出现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原来很简单：因为那位妇人是黄公略的遗孀刘玉英，而那18岁的姑娘是黄公略唯一的女儿黄岁新。

18年前，也就是1931年的9月15日，“飞将军”黄公略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牺牲，年仅33岁。得知消息后，朱德和毛主席都哭了。毛主席挥泪写下了挽联，纪念这位好兄弟。此后，同志们为“飞将军”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追悼会。

然而，这一切黄公略的妻女一开始并不知情，她们当时都在老家生活。1949年，长沙和平解放，我军才派人去接她们去北京。

那么，黄公略牺牲后，其家人都经历了些什么？刘玉英一个女人家，是如何在那样的年代把女儿带大的？此次被接到北京后，作为黄公略唯一的孩子，黄岁新后来过得如何？

关于这些事，最有发言权的是“飞将军”的后人。2019年，“飞将军”的外孙张忠先生接受了江西一档节目的采访，在电视上他提到了3个数字。正是这3个数字，揭开了：黄将军牺牲后，其家人的种种经历。

第一个数字：8年

黄公略的妻子名叫刘玉英，出生在湖南湘乡县，父亲是清末的一个秀才。受父亲影响，刘玉英虽是个旧社会的小脚女子，却也识字、知礼。黄公略家也是书香门第，父亲在湘乡县当私塾先生，两家正是门当户对。

婚后，夫妻俩夫唱妇随。黄公略早早地接触到革命思想，在湖南陆军讲武堂上学后，又进了黄埔第三期高级班进修，并先后参加北伐和广州起义，在1930年1月调任红6军军长。

刘玉英虽然长期与丈夫分离，但也受革命思想影响，在老家积极参加各类妇女运动。她一边照顾公婆，一边日日盼着丈夫早点归来。

1930年，她终于盼来了难得的团聚。当时黄公略在湘鄂赣苏区，刘玉英得以随军一段时间。

以前没见到丈夫，刘玉英还时不时怨他、恼他，认为他心里根本没有自己。到了部队，她才知道革命者有多苦。从那以后，刘玉英就尽力照顾伤员，给战士们缝补衣服、做吃的，她样样都在行。

每次听见旁人夸妻子能干，黄公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不久，战友们发现一向严肃的黄军长，经常没事就哼着小曲，一忙完就回去帮玉英嫂子干家务。大家一打听才知道：黄军长要当爹了。

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孩子，黄公略有过很多期待。他跟妻子商量：“不论男娃女娃，都叫岁新怎么样？”岁新，岁岁年年迎接新生活，刘玉英把这个名字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不久，因为家里老人需要人照顾，再加上有身孕随军也不安全，刘玉英告别丈夫回到了老家。这时的夫妻俩还不知道此次会是诀别，他们甚至没有说上一句“珍重”，就匆匆分离。

回到老家后不久，刘玉英生下了女儿黄岁新。

其实，早年黄家的家境并不算差，毕竟是书香之家，在当地也算是有些名望。刘玉英出嫁前娘家条件也并不差，下地干活这样的事，她在娘家都是没干过的。

但自从黄公略参加革命，并在反“围剿”中屡建奇功后，黄家就成了反动派迫害的对象。敌人挖了黄家的祖坟，又时不时来骚扰，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也都抢了、砸了。到最后，一大家子的生活也都成了问题。

没办法，刘玉英只能自己下地干活。她是个小脚女子，挑水、爬坡时经常会摔倒。旁人都说她命苦，说她嫁了个不能顾家的男人，还不如带着孩子回娘家去。

对此，刘玉英从来都是一笑了之，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人都认为她是个懦弱的女人。直到，人们发现家徒四壁的她，却在另一件事上很坚持：让女儿黄岁新读书、识字。

上世纪30、40年代的穷苦人家，有几个会让女娃娃读书？但刘玉英在这件事上很坚持，她始终认为：只有让女儿读书，将来丈夫回来，她才好“交差”。

只是，那时的她还不知道，其实黄公略将军早在1931年9月就已经牺牲，至死都没能见到女儿一面。

“外婆得知外公牺牲的消息是8年后，也就是1939年4月份的事了”，2019年黄公略的外孙张忠对电视主持人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张忠提及的第一个数字：8年。

刘玉英之所以会在1939年才得到消息，并非我军刻意隐瞒，而是因为她们一家居住在敌统区，如果贸然派人去联系，可能会害了她们。

直到1939年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和叶剑英要到湖南视察。毛主席听说后，对他们说：“到了湖南了，一定要找一找黄公略家人的下落”。

周恩来和叶剑英到达后，便启用地下党，查到刘玉英家的地址后，寄去了这样一封密信：

玉英妆次，公略为革命牺牲，你们受了许多磨难。我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深为敬仰，并问家庭情况。

这封信几经辗转，最终送到了刘玉英手上。多年后的等待，换来这样的结局，刘玉英痛苦不已，但当时的她却不敢把这事告诉家人。一来，婆婆年岁大了，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二来，生活在敌统区，为了保护一家老小，一切都得谨慎。

那天，刘玉英抱着8岁的女儿，在门槛上坐了整整一天，望了一天。女儿黄岁新晚年回忆称：当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母亲一直咬着牙，直到把嘴唇咬出了血，滴到我的衣服上，才抱着我进屋。

第2个数字：1个小时

收到周恩来和叶剑英的信不久，刘玉英又接到了地下党带来的口信和一些钱，让她想办法带女儿去一趟衡阳。

这个口信是徐特立传来的，他奉毛主席之命，想办法把刘玉英母女接到安全的地方，最好是送到延安来。

组织一直没忘记自己一家，刘玉英感动不已，赶紧用地下党给的钱雇了一顶轿子，赶到了衡阳。见到徐老，刘玉英终于能放声大哭了。

徐特立劝刘玉英：“带着孩子跟我去延安吧！”刘玉英收起眼泪，摇了摇头，婉拒了。

而她给出的理由，则让徐特立佩服不已，刘玉英认为：一来，家里还有年迈的婆母要照顾，自己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二来，部队是打仗的地方，如果一家人有老有小都过去，必然是会成大家的负担。

看着眼前这位个子不高的小脚妇人，徐特立说不出话来。分别时，一向重视教育的徐特立淡淡地说了一句：“要让岁新读书啊！”刘玉英笑了笑，表示：这个我知道，就算是卖了田也会让她读。

就这样，暑去寒来，刘玉英带着女儿、照顾着婆婆，一家人苦苦等待革命的胜利。在此期间，彭德怀将军曾托人给他家寄过400元钱。

彭德怀和黄公略在红军队伍里的关系有多好，全军上下都是知道的。他们年轻时曾是陆军讲武堂的同学，上了战场更是多次并肩作战，有着过命的交情。

彭德怀给刘玉英寄的这400块钱，是当时武汉各界捐赠给彭德怀的，说是感谢他抗日有功。当时一共是800块钱，彭老总自己一分没留，一半托人给了黄公略一家，一半给了陈毅安将军遗属。有了丈夫的这些老战友的照顾，刘玉英一家的日子虽然过得苦，却也能支撑下来。

1949年，在北京忙得焦头烂额的彭德怀听说长沙解放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黄公略一家。彭老总把侄子彭起超叫到身边，命令他马上动身去湖南，务必把黄家母女安全接到北京。

彭起超很少见到彭老总这么着急过，便马不停蹄赶到了湖南，找到了当时在长沙主持工作的王首道。

王首道一听是要找黄公略的妻女，也是想尽了办法。但当时，黄家所在的乡镇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白崇禧的大量兵力正退守在那一带，准备与解放军周旋到底。如果大张旗鼓去找人，只会给黄家母女带来更大的危险。

为了低调行事，王首道只能让两个得力的战士，跟着彭起超一起，化装成农民去寻。3人一路随机应变，通过了数道关卡，才找到了黄公略家。但当他们赶到时，黄家大门紧锁，他们一打听才知：黄家母女早就躲到别处去了。

没办法，彭起超只能先退了出去，回到北京向彭德怀复命，准备再想办法。与此同时，湖南省政府的同志们，也没有放弃寻找。

王首道、肖劲光将军等人都认为：外人不了解情况，要找人不容易，必须启用当地地下党，把刘玉英一家的亲属关系摸清楚了，才有可能找得到人。

于是，在当地负责地下工作的黄定平和战友们，就成了寻找黄家母女的主力。最后，他们果然不负重望，打听到原来刘玉英有个姐姐、姐夫住在附近。果然，黄定平在那里找到了人刘玉英母女。

当时天已经黑了，黄定平认为摸黑出行是最安全的，便迅速派人去雇轿子，准备马上就走。但临行前，刘玉英却表示：“不行，我还得回我家老屋一趟！”

她这话，可把黄定平等人急坏了。当时，反动派知道败局已定，已经在大肆追捕我军将领的家属，黄公略的家属就是他们的重要目标。

但刘玉英却表示：“我必须回去拿点东西！”没办法，地下党的几个同志只能冒险陪她回去。

到了黄家附近，刘玉英没有回屋收拾任何细软，只是到菜地里，默默地挖出了一个破坛子。

当她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后，在场的同志们无不动容。坛子里，没有金银钱财，只有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封信。照片是黄公略将军的，那是他当年在军校时拍的，十分英气；信是当初周恩来和叶剑英在1939年寄来的，是问候刘玉英的。

在过去的岁月里，就是这两样东西陪伴着刘玉英。后来，听说局势越来越紧张，刘玉英怕这两样东西会被损坏，便偷偷把它们埋进了菜地里。

拿完这些东西，刘玉英母女才坐上了轿子，在地下党同志们的护送之下，一路往长沙方向走。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他们被哨兵盘查，刘玉英拿出信件的事。

2019年，张忠在电视上谈起外婆刘玉英的这次进京，说的第二个数字是：1个小时。这个数字的意思是：后来刘玉英和地下党的同志们才知道，就在他们离开仅仅1个小时后，反动派果然就找了过来。

若非同志们及时找到她们，并冒死护送，母女俩的命运可想而知。提到这个数字时，张忠的言语中充满着感激，感谢那些始终关心黄家的前辈们。

第3个数字：3把土

刘玉英母女到达北京后，很快就见到了彭德怀将军。黄岁新早前从没见过彭德怀，一见面便叫他“彭伯伯”。

彭德怀高兴得很，便称她为“小同志”。从那以后，“小同志”就成了彭德怀对这些烈士后人的固定称呼。比如，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陈毅安将军的儿子陈晃明，都被彭德怀称为“小同志”。

彭老总自己没有孩子，对这些“小同志”总是格外照顾。黄岁新要去上大学了，彭老总拿出40块钱交给她。黄岁新不敢要，彭老总就告诉她：

当年，我和你爸不分彼此。他箱子里有钱，我用时就自己去拿；我箱子里有钱，他需要亦开箱就取！

在成长过程中，黄岁新还陆续得到了很多叔叔伯伯们的照顾，其中包括周总理、王震将军等。渐渐地，黄岁新对从未见过的父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当别人问起她，你这个“岁新”是什么意思时，她总是骄傲地说：是我父亲给我取的。

但长大后的黄岁新仍有一个遗憾：她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遗骸。

1931年黄公略牺牲在现在江西吉安的东固，临终前他留下了话：就把我埋在东固，我喜欢这里的山和水。

于是，战友们就按他的嘱托，把他埋葬在当地。但后来，地下党的同志们怕反动派会来挖坟，便把他转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地经历了种种战事后变化又比较大，遗骸便找不到了。

无法找到父亲的遗骸，黄岁新心里一直有遗憾。特别是1955年，母亲刘玉英去世前，仍在念叨着“可惜不能和你父亲葬在一起”，更让黄岁新伤心不已。。

1964年，中央领导谢觉哉亲自写信，请黄公略当年的警卫员高书官先生带队，再次去寻找黄公略的遗骸，带回八宝山安葬。

这一次，同志们在当地老百姓的配合下，在山上整整挖了一两个月，遗憾的是只挖到了子弹壳和皮带头，遗骸还是没有找到。

在整个挖掘过程中，黄岁新都全程陪同着。最后，无奈的黄岁新便含泪在找到子弹壳处，捧起三把热土，带回了北京。

2019年，黄公略的外孙张忠，提到的最后一个数字就是：三把热土。黄家人认为，东固这片土地是黄公略最后守护过的地方，也是他最后安葬的地方，三把热土对家人来说是一个纪念。

尾声：如今，黄岁新也已病逝，黄家后人在祖国各行各业工作着。而张忠说的这3个数字：

第一个“8年的等待”，是一个女人对丈夫的一片深情；

第二个“1个小时”，则既体现了刘玉英对丈夫的深情，也包含了彭德怀及护送刘玉英母女的地下党对战友的一片赤诚。

第三个“3把热土”，是黄岁新对父亲的纪念，这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的敬意。

这3个数字，揭开了黄家人的种种经历，有苦有悲，有夫妻情、有战友情，亦有父女情。谨以此文，纪念这些可爱的、至情至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