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传说中的仙人。道教中的四位大真人，即通玄真人、冲虚真人、南华真人、洞灵真人，道教尊之为四大真人，为道教太上道祖老子的四位弟子。 真人指古代道家、道教把修真成道，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觉醒，觉悟的人称之为真人，常用作称号。老子与四大真人所代表的玄学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问。

简介

真人一词最早出于”

春秋战国《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 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后因指统一天下的所谓真命天子。

汉 淮南王《·本经训》：“莫死莫生，莫虚莫盈，是谓真人。”

汉王逸《九思·守志》：“随真人兮翱翔，食元气兮长存。”

东汉魏晋《太上经》曰：混茫之气，变化为真人，与时翱翔，有名无体。

东汉魏晋《洞元自然经诀》曰：道言：真人者，体洞虚无，与道合真，同於自然，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通。

南北《太上一乘海空智藏经》曰：天尊：道性无隐无显，无生无灭，无去无来;非现在，非未来，非过去;非因所作，非缘所生。是故名常。道性即是天尊，天尊即是真人。真人是常，道性是常。一切有为之法，皆是无常。虚空无为，是故为常。虚空者，即是道性;道性者，即是天尊;天尊者，即是无为;无为者，即是常乐。

道性、天尊、真人、无为、虚空等等，都是同体异名的概念。如同佛性是佛、真如、如来法身一样，这是道教对真人问题探讨的深入。

四大真人影响

先秦是道家大发展的时期，它人物众多，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并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齐国与楚国的大力发展，以至于在战国时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到了汉初如先秦齐楚两国一样统治者集团也信奉黄老之学，由是黄老思想全面运用于汉初政治，达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从学术角度看，《淮南子》、河上公《老子章句》的许多观点都反映出黄老思潮的影响;受现实影响，西汉道家多以老子思想为依据批评政治，讨论国是。影响所及，如《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汉景帝则“以《黄帝》、《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黄老之书升格为经在汉武帝尊六经之前。这些都为其后在民间继续发展奠定了根基。汉初的“文景之治“就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又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而四子真经所代表的玄学是除了儒学外唯一被定为官学的学说。

玄学是汉末魏晋时期至宋朝中叶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哲学与学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所谓“玄”，即《老子》所讲“玄之又玄.谓。西汉之扬雄在《太玄·玄摊》中说：“玄者，幽摊万类，不见形者也。”魏之王弼在《老子指略》解释道：“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以《老子》的“无为”之论，《庄子》蔑视礼法的态度和《周易》的神秘主义合为主旨，以道解易又符合先秦两汉道家易思想。《老子》又称《道德经》，《庄子》又称《南华经》，此二书又被称为“玄宗”。玄学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等等。玄学是在东汉末年经学衰落之际，抛弃了天人感应之论，冀以清谈和思辨裨补注经繁琐等阙漏，以自然为本为体，以名教为末为用，探讨本末的有无，即宇宙的本体问题;对此哲学目的，又以“得意忘言”为方法，以辨名析理为其思维形式。由是而成为一整套哲学体系。在晋元嘉十六年国家开设五馆中，玄学馆为其中之一，这也标志玄学的确立并为朝廷认可。据南齐陆澄《与王俭书》所载：“元嘉建学之始，(郑)玄、(王)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玄)置王(弼)，意在贵玄(学)，事成败儒(《南齐书·陆澄传》)。”这说明时期，王弼的玄学，已经取代了郑玄的经学了。玄学大体上分为三派：以何晏、王弼、向秀、郭象等为代表的玄理派;以王衍为代表的清谈派和嵇康、阮籍、“七贤”等名流的狂放派。玄学的思潮还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对宋明理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影响广泛，泛浸及医学，后者自然主义的养生观，其重术尊方的发展理路，和医者意也的思维方式等等，都与玄学的影响有关，这也铸就了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医学的自觉自为的特征。

士大夫致力于《老子》、《庄子》、《周易》、《论语》、《列子》、《文子》等儒道经典的注释、研究和谈论，宣传自然无为，崇尚达生任性，于是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玄风”，以谈玄论道来逃避现实政治。自曹魏年间的“正始之音”开始，很多名士口出玄言，不务政事，晋元帝甚至“餐服玄风”，到南北朝时有的皇帝还“尽玄言之趣”，置玄学馆，玄学风行一时。

玄学馆是学习道家学说的学校。宋文帝时创立。元嘉十六年(439)文帝以何尚之为丹阳(今属江苏)尹，建宅于南城外，设置玄学馆，招聚生徒。东海(今属江苏)徐秀、庐江(今属安徽)何昙、颍川(今河南登封东)苟子华、太原孙宗昌、鲁郡(今山东曲阜)孔惠宣等名流学者，都仰慕远道来游，称为南学。受魏晋玄学思想发展影响，玄学列为学校科目，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首开其端。唐代又名崇玄学，京师及地方均设。学习内容为《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玄学馆.又称为南学，学者闻风丽争四馆并置.为后代分科大学之始，对专科学校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玄、史、文三馆的设立，除《宋书·隐逸传》所言是“上留心艺术”使然以外①，恐怕还有借设馆来确立朝廷在士大夫文化中的领导地位的意味，将思想的生产纳入国家的体制。尤其是玄学，它与史学、文学不同，是士大夫的思想灵魂，关乎治道。朝廷不光要借“抑扬名教”来整肃士风，还要占据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引导士风。《宋书·何尚之传》：“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爨、黄回、颍川苟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避，谓之南学。”可见玄学馆的设立的确吸引了一些士人，形成了重要的社会影响。(据《南史·宋明帝纪》载，总明观原设五科，因阴阳学无人，立四科。齐初仍沿用。其分科教学形式，影响后世专科教育的发展。)

北周承西魏之后，其学制较北齐为略胜。太学之外，又有“露门学”、“虎门学”及“通道观”等。“露门学”或称“路门学”，立于武帝天和二年(公元五六七年)，与“虎门馆”同为教授贵胄的学校。“通道观”立于建德三年(公元五七四年)，与宋“四学”的“玄学馆”相似，盖欲发扬道家思想，也是这时代与前代学制特异的史证(都见《北周书·武帝纪》)。

唐长安玄掌馆唐都长安崇玄署辖下培养玄学人才的教学部门。又称为崇玄馆、崇玄学。其学生称为崇玄生。据《唐会要》卷六四载，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置崇玄学子玄元皇帝庙，开元二十九年正月，设崇玄博士1人，令学生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待习业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省，准明经例考试”。有学生百人。天宝二年(公元742年)改称崇贤馆，称博士为学士，助教为直学士，大学士1人则由宰相担任，领两京玄元官及道院。此后崇玄馆因安史叛乱一度衰败。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学生恢复至百人。

宋朝提倡学习道经，并设立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政和七年八月，徽宗根据宣和殿大学士蔡攸建议，将《亢桑子》《文子》列入国子学，与《庄子》《列子》并行。又亲自为《道德经》作注。重和元年因知兖州王纯奏请，令学者治《御注道德经》，间于其中出题。同时又下诏规定：“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经，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凡初入学者称为道徒，以后每年进行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等名号，按五品到九品拨放。又依儒学贡士法，学道之士可通过考试升为贡士，到京入辟雍(北宋末年太学之预备学校，或称“外学”)学习，然后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即为有道之士，可授以道官道职。为了普及道经的学习，又令道录院选择道经数十部，镂板颁之州郡。同年九月，又下诏规定：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后又规定“诸州添置道学博士，择本州官兼充。”通过以上措施，促使道、儒合一。到宣和二年正月，遂下令“罢道学，以儒、道合而为一，不必别置道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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