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的中国，地大物博，对外贸易也是十分频繁。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对国外来说，都是稀有的珍宝。

最终，英国通过和中国来往的贸易逆差，导致英国的白银大多都流向了中国。为此，在一七九二年，他们派遣了一名使者马噶尔尼来到中国，想改变一下贸易逆差的状况。马噶尔尼精心准备了两个东西，想借此说服乾隆帝改变一下大清对英国只出口不进口的状态。

首先，是一套市场经济原则的理论体系，他仔细讲解了这套理论，并且，要求东西方的贸易应该以此为原则，而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其次，则是大英帝国的军火，他演示了日不落帝国的坚船利炮和热兵器，顺便推销了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商业一体”的特色。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大清帝国正值鼎盛时期，对这些东西根本不感兴趣。

更不用说，早在宋代，中国就有市场经济形式的海外贸易。可以说，这种经济形式发扬光大于西方，而向世界提供这个形式的却是中国。在宋代，中国就有二十多处贸易的港口，而清朝，只开设了一处而已。

那么，市场经济原则为何能在西方国家成立，而难以在中国存活呢?

因为，西方各国独立，小国寡民，资源匮乏，难以自给自足，不得不依赖市场。所以，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的市场大于国家的特点，而“军事商业一体”的形式也在西方各国萌芽的。反观中国，因为，地大物博，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不仅不依赖市场，反而，成为了最大的市场。

所以，市场经济难以突破王权，市场原则无法改变权利支配经济的局面。所以说，在在当时的中国，权利支配经济反而是最好的选择。

有现代资料指出，若是给古代各国算一算GDP，那么，会发现：乾隆时期中国的GDP稳居世界第一，甚至，占到了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而英国、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五个国家的总和也只占了世界的百分之十七左右。

其实，不只是乾隆时期，在唐、宋以后，一直到十八世纪，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首富，一时间，难以与之匹敌。可以说，中国的君主专制曾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而西方后来出现的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其实，是足以撼动中国的。

但是，那时的中国依旧没当回事。当马噶尼尔来到中国的时候，当时，正处于英国战胜荷兰，帝国主义正在慢慢崛起的时候，而清政府丝毫不知，也没有这种意识。

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只开设了广州一处港口，即使如此，也足矣。所有人都没有对当时的经济制度产生过怀疑，英国想把自己本国的贸易捆绑在中国，而中国却表示拒绝。那么，为什么不增加港口，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清廷给出的理由是：国家安全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更真实的理由，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在康熙帝设立广州港口之后，还招募了十三家管理人，专门官外贸和关税这件事。宋朝时期，船舶的收入是要上交国家充当国库的，而到了清朝，港口的收入只交到内务府仅供皇室使用。

所以，为了防止民间海权，清廷要完全垄断这一行业，才能有更大的收益，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只开设一处港口。

户部掌管着国家的财产，而内务府掌管的是皇室的财产。虽说，“国”与“家”不分，但是，皇帝总有想把国家财政移为己用的小心思，而当时，掌管内务府和户部的人就是和珅，他十分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显得“善解人意”，总是默不作声地就把国库里的金银财宝搬到内务府。

当时，港口除了有税收，还要收另外一个费用，就是“规礼”。“规礼”是当时油水的主要来源，有人算过，一艘船要进入港口，要交一百多项条目的费用，这些费用加起来比正式税收还要多。这样一来，在港口工作就成了一个肥差。

当时，“规礼”所得要拿出一大部分报效皇帝，上报的钱财每年不得少于一百万两，而这一道手续必须得经过和珅的手上。而和珅则是乾隆眼前大红人，难免有人会再拿出一些钱财和他搞好关系。

港口的收入不算是国家财政收入，但是，皇权之下的家国一体，只要是王权管理下得来的钱财，谁敢质疑它的合法性，所以“规礼”就算是合法收入了。监督官本人是不是要贪了这笔钱，这就要看他自己是如何处置的了。

这其中，除了拿出上报给皇帝的那一部分财产，剩下的三分之二就是自己的职务收入，而三分之一用来打点人情和手下的人工资。由于，交给皇帝的钱是通过和珅上交，所以，决定他是不是贪官的最重要的人就是和珅。

如此之下，这些人还要拿出大量的钱财来报效和珅，甚至，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和珅自己的人，在帮和珅做事而已。所以，广州海关这一条巨大的财路掌握在和珅手里，他被查抄后有如此巨额的财产也不足为奇了。

2001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统计出千年前的世界首富排名前五十，中国人就占六人，清朝就有两人：其一是和珅，其二为伍秉鉴，二人一官一商，差别非常巨大。和珅的钱财数以亿计，这些还只是抄家时估算出来的。

而伍秉鉴呢?他的身家却只有两千多万白银，相比之下，这个数字连和珅的一个零头都比不上。两个人在彼此的领域，一个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个经商成为了“十三行”的首席，真可谓是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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