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有一次中文系召开了“跃进大会”，目的是要大家再一次“鼓足干劲”，力求“多快好省”地搞工作。在学生、教师纷纷登台，决心要这个“提前”那个“提前”之后，大家把朱东润先生“促”上了讲台，要他表态。他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却如箭在弦上，不“跃进”一下便下不了台。踌躇再三，他终于在敦促的口口声声中开了口。看他那神情，真像要他下地狱似的。他说，原定5年完成的《陆游传》、《陆游研究》、《陆游诗选》三部著作，已提前为4年。现在决心再提前一年，3年完成。不料，他这痛下决心的姿态依旧引起满堂哄笑。那时指出的指标，大家论月计天，一年尚嫌太长，何况3年!人们催逼着他再“鼓足劲”、再加快一点，他却再也不肯改口，只是无可奈何地叹道：“这已经非常紧张，再也不能提前了!”

3年很快就过去了。“跃进”热潮消退之后，人们也早已忘却当年的豪情。但朱东润先生却如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

他的《诗经》研究，以“国风不出于民间说”最为著名。其《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一文，大抵就《国风》所言之地位、境遇、服御、仆从诸端，论证作诗者或自言，或言其关系之人，或言其所歌咏之人，而其所言皆统治阶级之事，故其诗亦为统治阶级之诗。其反驳“国风出于民间论”的理据主要有三点：

1、《诗三百五篇》以前及其同时之著作，凡见于钟鼎简策者，皆王侯士大夫之作品。何以民间之作，止见于此而不见于彼?

2、即以持“民歌说”者所认定的“民歌”代表作《关雎》、《葛覃》论之，《关雎》之“君子”、“淑女”，非民间之通称;“琴瑟”“钟鼓”，非民间之乐器;《葛覃》“师氏”，非民间所能有。

3、后代之文化高于前代，何以三千年前之民间，能为此百六十篇之《国风》，后世之民歌远不及矣?

他又以下两个证据为补充：

1、“《国语》所谓列士献诗，其义要当于统治阶级而已。”

2、据《毛诗序》，凡作者可考而得其主名者69篇，而其作者皆为统治阶级。又考三家诗说，亦得4篇。其论证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就《诗》之本文，由名物章句而确考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80篇，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有很强的说服力。

他的“国风不出于民间”最为著名《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在当时出版是受到很多人的冷落,能回避就回避了，几乎在当时没造成巨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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