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景祺，原名日祺，其父汪霖曾任礼部主事。汪景祺少年时已经是小有其名，但却是一个恃才傲物之人，所以在史书中称他是“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虽然它小有才气，但仕途之路却极为坎坷，久困于名场，一直熬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才考中了一个举人。

雍正二年初，汪曾祺试图通过故友胡期桓拉近自己与的距离。此时的年羹尧因为平定罗卜藏丹津有功，极得雍正帝的恩宠，气焰日盛，是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汪景祺在写给年羹尧的书信中，大肆吹捧，说历代征西名将如郭子仪、韩琦、范仲淹等都不及他之万一。而且他还在信中表示，如果不能亲自瞻仰年大将军之尊容，今生就算是虚度了。

汪景祺这番阿谀奉承之话，恰恰搔到了年羹尧奇痒之处，随即便召见了他!

但是好景不长，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三日，雍正帝下旨将年羹尧革职查办，并发动朝野臣僚来检举告发年羹尧。同年四月将其贬为杭州将军;六月，剥夺其一等公之爵位;七月，罢黜为闲散京章;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弹劾年羹尧犯罪九十二条。一代名将年羹尧，在经过短暂的光辉之后，马上又陨落了。

当然了，年羹尧的命运如此悲情，其中既有雍正帝的原因，也有年羹尧本人的原因，当然了，还有时局的原因。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原因，可以肯定的是，雍正杀年羹尧并不是临时决定，而是早有预谋，只是隐而未发而已。

而就在年羹尧案发后不久，浙江巡抚福敏和杭州将军鄂弥达奉旨抄没年羹尧的家产，随后在给雍正帝的奏折中写道：

“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连日秘访其人，至十月十六日始知汪景祺即钱塘县举人汪日祺。”

雍正帝看完奏折后，十分满意，他立即批阅道：“若非尔等细心搜查，几致逆犯漏网”。

后来雍正帝在翻阅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的时候，十分生气，并在首页亲笔写下：“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不久之后，雍正帝下旨要将其斩首示众，将其子发配到给披甲之人当奴隶，其兄弟子侄发配到宁古塔，五代以内的族人全部革职，一律不得出镜。

就这样，年羹尧和其幕僚汪景祺都伏诛了。但是关于两人的死，在历史上存在着很多说法。我们这里暂且不说年羹尧之死，我们就看汪景祺的死因。

有很多人说，汪景祺之死，是因为雍正派人在搜年羹尧的府邸时，搜出我们上文所说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一书，后来雍正帝在其里面看到七个字，即“皇帝挥毫不值钱”的言论才最终将其给枭首示众的;这句话出自书中的一首七言绝句，全诗的内容是这样的：

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但是严格来说，雍正帝如果只是因为这句话，是不至于将其处死的。那么问题来了，雍正帝为何会如此仇恨一个无职无权的失意文人，督抚幕僚呢?

原来这时的雍正帝已经对原来的肱骨功臣，如年羹尧、隆科多开始心存余虑，视其为祸根，并决心要将其逐步消除。而对于他们结党营私，培植私人势力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而对于一批趋附于年羹尧的官员，则被他视为“年党”。

对于他们阿谀奉承、投靠请托。以致妄议朝政，肆意讥讪的行为，更是恨之入骨，于是雍正帝决定先将其幕僚汪景祺开刀。

这在雍正四年的一道上谕中就可以看出来：

“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语含讥讪，为尚甚笔之于书肆，其污谤如汪景祺，差嗣庭，今已败露。”

此外，在雍正三年刑部衙门奉旨拟定年羹尧的大逆之罪中，就有“见汪景祺《西征随笔》而不行参奏”这一罪名。由此可见，雍正帝对于年羹尧朋党勾结视为第一大罪。这才是导致年羹尧被杀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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