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虽然因为开国初期扬文抑武的国策使得孱弱，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除了人文荟萃之外，名相辈出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之中有两人私交不错但是因为政见不同在朝堂之上却是针锋相对甚至是一对你死我活的死敌，这两人一个是王安石，一个就是。后世对他们评价不一，但总的来说“安石不出，奈苍生何!”的王安石个人名望却是强过从小就会砸缸的司马光。

两人都是当世名相，名动一时，无论是朝堂还是文坛等方面都是执牛耳之人，那么为何在后世人的心目中司马光却是不如王安石良多呢?今天不说他们的朝堂政见之争，也不说所谓新旧党争之类的话题，只说说司马光之所以不如王安石，是因为他干了一件蠢事和提拔了一个奸臣。

北宋扬文抑武的国策极大的削弱了北宋的军事实力，不要说和北方的辽国争锋，就是和西北的西夏几番争斗下来也是胜少败多，特别是三川口、好水川、定川“镇戎三败”更是暴露了宋军孱弱的战斗力。宋神宗登基后，雄心勃勃的年轻天子决意要改变这一局面，为此他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富国强兵，应该说王安石变法在强兵这一方面还是取得不少成效的，保甲法的推行也增加了军队的战斗力，北宋一度扭转了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熙宁四年(1071年)王韶在洮河流域，收复熙、河、洮、岷、叠与宕州等地，建立熙河路并威胁西夏右厢地区;熙宁六年(1073年)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余里，受抚羌族三十万帐。

可是在宋神宗去世后，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宋神宗母亲)垂帘听政，她是变法的坚决反对者，于是任用司马光为相，全面废除新法。政见上的不同使得司马光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只要是王安石支持的他一概反对，这已经不是政见不同而是意气之争了。更加令人诟病的是司马光延续了王安石变法前北宋对西夏的妥协和忍让，他干了一件实在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他把王安石时期好不容易从西夏手中夺过来的领土比如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地重新还给了西夏，以此息事宁人。

宋神宗之后是宋哲宗，不过当时哲宗只有九岁所以高太后垂帘听政，8年后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可惜7年后病逝年仅24岁，宋哲宗之后就是宋徽宗了。从宋神宗到宋徽宗，大宋在废除和启用新法之间反反复复摇摆不定，其中有一个人是毫无节操可言，谁当政他就支持谁，谁下台失势他就踩谁，此人就是宋徽宗时的奸臣“六贼”之一的蔡京。当初王安石受神宗重用时，蔡京靠着自己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乘龙快婿这个身份攀附上了王安石;高太后时新党失势，蔡京摇身一变成为打击新党的急先锋，深受司马光的赞许和重用，司马光一直把他提拔成龙图阁直学士;哲宗亲政后，蔡京又靠上了章惇，对司马光的旧党进行无情的打击;宋徽宗登基之后蔡京一度被贬到杭州，靠着书法出众(不得不说，蔡京的书法是真的不错)又和宋徽宗扯上了关系，从此在徽宗一朝屹立不倒。

蔡京就是一个毫无节操的政治投机分子，虽然说他能最终成为宋徽宗时祸乱朝纲的“六贼”之一，司马光的帮助不是最大，但是如果没有司马光对他的提拔和重用，以当时新旧党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境地估计蔡京很难能翻身。司马光总的来说行事还算光明磊落，但是唯独把从西夏手中夺过来的领土又还了给人家，以及提拔和重用了日后六贼之一的蔡京这两件事使得他清誉受损不少，这也是他在后世的名望一直不如王安石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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