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士大夫们非常活跃的一个朝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也成为宋朝君臣共同的认识，士大夫群体普遍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和抱负，这些士大夫们又往往寻求志同道合的君子来组成团体，共同治理国家。

这其中，必然会相应的出现一些士大夫们抱成团，即所谓的“朋党”。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朋党”这个词一直属于贬义词，作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对朋党深恶痛绝的。

但是，宋朝又是一个以“宽仁”治天下的朝代，两宋的历史上似乎没出现过一例皇帝杀士大夫的现象，因此，宋朝的皇帝们对朋党还是比较包容一些的。

比如，宋仁宗庆历年间，仁宗皇帝和大臣们讨论朋党之事，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就说：

“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在圣鉴辨之耳。诚使君子相朋为善，其于国家何害?”

范仲淹明确提出朋党既不可能禁绝，也不会对国家造成危害。范仲淹的好友欧阳修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来为“朋党”正名：

“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

欧阳修的意思是说，志同道合的君子结为一个团体，是天经地义的，舜帝为天子的时候，手下有二十二人也结为一党，但是天下被他们治理的好好的，后代的人们也说舜是很聪明的圣人，能分辨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来。

虽然皇帝始终不喜欢大臣们结成朋党，但是宋仁宗针对欧阳修提倡的结朋立党的观点，还是很包容的，“上《朋党论》，以破邪说，仁宗感悟。”并没有斥责他，这说明宋仁宗还是比较赞同欧阳修的。

可是，到了几百年后的清朝，欧阳修的这种观点却彻底的惹恼了雍正皇帝，雍正读了《朋党论》之后，特别写了一篇《御制朋党论》来反驳：

“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固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暌。而尊卑之分逆。则皆朋党之习为之害也。”

雍正接着在后面杀气腾腾地说：“宋欧阳修朋党论创为邪说。且如修之论、将使终其党者。......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雍正的这篇《御制朋党论》，保存在原始文献《雍正起居注》中，只不过后来的史官在修《雍正朝实录》时，大概觉得大清的一位皇帝这么咬牙切齿地对待一位几百年前的大儒，实在有损帝王的形象，便将“邪说”改成“异说”，并把“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改成“朕必饬之以正其惑”。

不仅仅是雍正这么恨宋朝的士大夫，就连他的儿子乾隆皇帝也如此。宋代的理学家程颐曾经说过“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筳(宋代专门为皇帝讲解经史的御前官员)，天下治乱系宰相。”

乾隆帝对程颐的这种观点非常不爽，他也专门写了一篇《御制书程颐论经筳扎子后》来驳斥程颐，在乾隆看来，你们当臣子的若都自命不凡，“以天下治乱系宰相”自许的话，那你将皇帝往哪里摆呀?

宋朝皇帝与清朝皇帝对待士大夫们两种明显的态度，大概也说明了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向往宋朝，常常会说：最想穿越的朝代便是宋朝。

从未见识过大清之险恶的欧阳修假如突然醒过来，猜想他一定会问：“爱新觉罗·胤禛先生，你和我们宋朝的士大夫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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