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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可以分为哪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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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下面历史记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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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乱,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此后安史余党在河朔形成藩镇割据。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今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三镇逐渐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

  但是,根据历史学家张国刚研究藩镇的专著《唐代藩镇研究》,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时,才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

  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反叛,形成唐中叶农民叛乱的高潮。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唐宪宗元和年间,由于政令不及,税收只能征自东南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叛乱,代宗一朝,全国各地叛乱四起,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之乱,同年的浙西方清之乱,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之乱,舒州杨昭之乱,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之乱等等。这些叛乱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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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人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唐朝仍然控制西域安西北庭,数十年后,约公元790年,唐朝失去西域安西北庭。唐王朝从此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自两晋是就已经开始,在安史之乱后,北民南迁的状况越来越明显,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安史之乱对北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量北方人士南渡。南方相对较为稳定,北方人口的南迁,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南方经济日益超过北方,南北经济趋于平衡。

  753年前后,正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全盛时期,但是此后随着国内政局的的剧烈变化,唐朝在西域的势力也大大衰退,由高峰跌入了低谷。755年(天宝十四载),唐朝国内爆发了有名的安史之乱,由唐朝蛮族将领安禄山、史思明率领的东北边疆叛军长驱南下,攻陷东、西两京,唐玄宗怆惶逃出长安,南下四川盆地。玄宗的儿子肃宗在灵武继位之后,调集西北边军勤王平叛,守卫西域的安西、北庭节度使属下的边兵也被大批调往内地。

  756年(至德元载)有三支西域唐军被调回内地,其中李嗣业、段秀实率精兵五千,安西行军李栖筠率兵七千,马磷精兵三千,三支军队共一万五千人返回凤翔,参加了收复长安的战争,以后在此基础上组成了战斗力很强的镇西北庭行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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