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随着地方土地兼并的激烈，地方豪强大族势力日益膨胀，成为中央政府的重大威胁，加之汉末皇帝的软弱无能，导致朝廷内部出现分化，在政治上王氏外戚独掌大权，在舆论上百官儒生鼓吹改朝换代，在多方推动下，最终王莽代汉，建立了新朝。

王莽之所以被推上历史舞台，是因为统治阶级内部普遍认为他是稳定时局的“救世者”，可以维护好各方利益。而王莽也意气风发，相继推出新政来打压地方上崛起的豪强士族，改变西汉末年皇权衰微、财政赤字的形势，强化大一统中央皇权统治制度。

新政的切入点

王莽新政主要是围绕着土地改革、货币改革、财政改革这三个切入点而展开的。其中土地制欲效仿周代井田制推出“王田制”，试图一劳永逸解决千百年来的土地均衡分配问题，保障中央朝廷财政的稳定收入。在货币改革方面，推出新货币替代传统的五铢钱，政府也可从中获取相当的利润。通过财政改革，将大宗商品“五均六筦”统统收归国有，以计划式的手段面向社会，令中央掌握绝对的社会财富，以巩固统治。

那么看似切中时弊的新政，为何会以全面失败而告终呢?

缺乏稳固的政治基础

众所周知，王莽虽然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但却不是名正言顺的合法天子，而那些推举他上台的官僚地主们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认为王莽能够来维护自己既得利益集团在朝野上的利益，而王莽本人也有自己的理想抱负，他认为新朝应该有新气象，理应通过彻彻底底的改革调整利益分配实现富国强兵，而改革又不可避免的要触及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所以这就和这些既得利益者产生了不可调和矛盾，从而失去了该集团的支持，反而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另外，王莽通过一系列干扰民间，破坏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式加剧了阶级矛盾，许多的中小商人和农民纷纷破产，流民问题得不到解决，反而衍生出来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运动和豪强武装反叛，王莽本人被痛批为不合法的篡位贼子，在政治上没权威，在军事上缺乏实力，新朝政权摇摇欲坠。

缺乏既得利益群体

既然上层既得利益者过多，改革阻力较大，那么想要成功的推进新政改革，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应当是王莽参考的重点方向。通过获得广大平民阶层的帮助，尤其是农民群体、中小商人群体、基层官吏群体这三部分的拥护，依然可以迫使上层社会中的权贵适当让步，进而推动改革成功，但前提是新政要让这三大全体获益，只有它们得到利益才能拥护新政。

但是王莽改革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死结就是土地牢牢掌握在豪强士族手中，因此朝廷是无利可让于民间的，只能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充盈国库，而不良的货币和财政改革从长期来看，非但不能满足平民阶层的经济需求，反而还无形的掏空了民间财富，造成了经济大萧条和政府信用危机，像前后四次币制改革，社会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平民百姓反而深受其害。

缺乏准确的时势把握

王莽既有重振朝野的雄心壮志，理应对历史进程进行系统客观的判断。

豪强士族地方坐大的问题并非是汉朝独有的现象，而是一个制度性难题。如东汉末年的群雄争霸、唐末的藩镇割据等等，可见，只要是在中央衰微之际地方都会趁势而起，王莽急于依靠政治改革来消除地方豪强是行不通的，包括后来替代王莽的，也想凭借强权铲除地方势力，但结果呢，地方势力按下葫芦浮起瓢，中央政府徒劳无功，地方豪强岿然不动，反而力道大了中央也会面临再次被地方推翻的危险，强势的汉光武帝也只能听之任之。

所以，顽固的豪强之势并不是朝夕可平的，起码不是政治威信不够、经济结构单一的汉末社会可以玩的转的，根据历史大势来看，地方豪强在唐宋大变革时期才逐渐有瓦解之势，有了相应高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环境才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与王莽新政差不多割了八九个世纪，显然王莽在政治改革这一块还是时机不到的，对历史进程的审时度势明显不够。

作为一个满怀理想主义的改革家，王莽的政策也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找到了西汉末年社会的病因，但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十几年的改革不仅没能增加财税和强化皇权，反而令社会愈发动荡最终君死国亡，这里面的原因错综复杂且环环相扣，让后人不禁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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