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部分人的观念中，签订不平等条约最为屈辱的条件，莫过于割地赔款。但在当时清朝统治者的眼中，向列强割地赔款好像是次要的事情，他们所反复纠结的，反而是要不要接受外国大使当面呈递国书。

清朝在近代外交上的落伍，应该是始于乾隆皇帝。彼时清朝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别国要么是藩属，要么是蛮夷，绝无平等之观念。乾隆、嘉庆年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请求通商，都被清政府误认为是来进贡，且两次都因为在外交礼仪上无法达成一致闹得不欢而散。

不过，乾隆和嘉庆就是再不懂近代外交，但毕竟还亲自接见了外国使臣。后来清朝的皇帝患上“恐洋症”，不敢和洋人见面，是从开始的。如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有这样一道给耆英的谕旨：

“耆英奏咪唎(口坚)夷使呈出国书，停止北上并议定条约一摺。该夷使请求北上，意在亲递国书，经该督反覆晓谕，始据该夷使将国书呈出，求为代奏，不复希冀进京。其所呈条约清册，亦经逐款议定。所缴国书，著俟译出后遇便呈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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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谕旨中提到的咪唎(口坚)为美利坚，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美国。在文书中给别国名称加犬字或口字偏旁，是当时清朝对待欧美诸国的惯常做法，英国和法国也不例外，表示清朝始终以未开化之蛮夷视之。

一国外交大使向另一国元首当面呈递国书，本来是一件合理正当的要求。然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道光一方面看不起洋人，另一方面又害怕洋人，因此当美国大使向两广总督提出要向清国皇帝当面呈递国书时，道光让耆英“反覆晓谕”，就是不让他进京面见皇帝，有什么事情跟当地的督抚谈就可以了。

道光不愿接见外国公使，而让地方督抚处理外交事务，这种甩手掌柜的行为，导致清朝在对外事务上更加被动。该年，耆英被美国胁迫签订《望厦条约》，美国不费一兵一卒，便获得了与英国相当的在华权利。

道光去世以后，咸丰皇帝继位。咸丰登基时才20岁出头，但却继承了其父亲顽固的外交观念，对外国大使当面呈递国书一事非常抗拒。如咸丰三年(1853年)，美国又派大使来华要求呈递国书，咸丰下旨严饬地方大臣：

“中国抚驭外藩，惟年班及入贡诸国陪臣，乃有请觐之例。该国远隔重洋，素敦礼义，中外礼制，自所深知。但须恪守条约，照旧通商，正不必遣使入觐。”

在咸丰心中，还是那套四方来朝的陈旧外交观念，如果不是中国的藩属，那便没有资格面见大清皇帝。后来咸丰阅读了翻译成中文的美国国书，还大言不惭地评论说：“阅所进国书内，该国王竟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当时美国早已经打完了，根本不存在国王一说，可见当时的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普天下国家的体制都与清朝一般。倒不知是谁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了。

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都打到家门口了，咸丰最为关心的，还是不能让外国人进京和他见面：

“现在(口英)酋吧嗄礼、(口佛)酋吧吐哒美哩噔等，在通与载垣等相见，又复另生枝节，欲求面递国书。载垣等再三开导，坚执如故，夷情恣肆，恐抚局终成决裂。”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皇帝因为对洋人实力不了解，一直持战和不定的态度，这也直接导致事态不断升级。英法联军攻入通州时，曾派出使者巴夏礼等入京与咸丰谈判，咸丰则坚决不允。事实上，如果当时咸丰肯出面与洋人交涉，显示出诚意，尽管仍不可能签下平等条约，但绝不至于搞到京师被攻占，圆明园被毁的地步。

结果咸丰刚愎自用，宁肯与英法联军决裂也不愿让洋人当面向他呈递国书，导致战争的形势走向了最坏的结局。

咸丰从京城逃往热河，把和洋人谈判的烂摊子丢给了弟弟奕訢。《北京条约》议定之后，咸丰对割地赔款等条约都没有异议，却还是纠结于洋人要呈递国书这个问题，表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他就坚决不回北京：

“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覆，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惟汝等是问。”

事实上，咸丰不仅认为自己与洋人见面是奇耻大辱，即便是弟弟代替自己接见洋人，已经非常丢脸，因此责怪手下众臣说：“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恭亲王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京城和洋人谈判，谁料在咸丰看来，却是丢了他的面子。亦可见当时清朝统治者的外交观念，已经扭曲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咸丰皇帝因受打击过大在热河去世，留下年幼的继位。虽然《天津条约》赋予了欧美各国在京城建立领事馆的权利，但清政府仍固执地认为外国公使不宜直接觐见皇帝，否则有失大清体面，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同治皇帝未成年为由，拒绝外国大使向同治当面呈递国书。直到同治皇帝成年，清政府已没有理由继续阻碍洋人的要求。同治十一年(1873年)，刚满18岁的同治皇帝于紫光阁内，先后接见了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以及俄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驻华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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