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国家之法大都是决定国家性质的治国之法。赵宋一代却有悖这一常理，将载于“祖宗家法”而又似乎无关紧要的一些东西揉进了根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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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

这是宰相吕大防对宋哲宗赵煦说的话。这句话是调整皇族成员的行为规范，其中“虚己纳谏”、限制“畋猎”、禁止“玩好”，各朝多少都有提及，而“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则让人匪夷所思了。

宋皇室禁止将熊掌、鹿茸、娃娃鱼之类的稀罕之物带到皇家食堂，而代之以较为常见的羊肉。宋代皇室喜食羊肉是出了名的。《后山谈丛》载“御厨不登彘肉”，饭食只用羊肉，这是宋代皇宫内的规矩。

加之，又上升到“祖宗家法”这一层面，赵宋皇室喜爱羊肉甚至泛滥起来。宋仁宗赵祯时，宫中一日宰羊80只，一年需用100000余只。仁宗去世时，为了给他办丧事，竟然将京师的存羊都捕尽了。仁宗之后，他的堂孙神宗也继承了对羊肉的独特偏好。据载，每年消耗“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这个数字可谓惊人。

宋朝皇室为什么喜欢吃羊肉呢?

这要从羊肉本身说起。古人向来认为羊肉味美。《说文解字》将“美”的解释就和“羊”联系起来。“美，甘也。从羊从大。”古人吃羊肉也是对美味的一种追求。此外，在古代常见的家畜中，牛是生产工具，国家禁止食杀;猪和狗肉的量有比较少，难以规模养殖。所以，食用羊肉本来就是古代肉食大宗。

羊肉在宋代，被赋予特殊的药用价值。宋代官修《政和本草》将羊肉与人参并列，认为羊肉具有补中益气、壮阳益肾的功效。

为什么宋朝皇室特意提出，并列入祖宗家法呢?早在赵匡胤时，就与羊肉有着扯不清关系。据说，他落难时发明了羊肉泡馍，后来对羊肉一直念念不忘。也有说法，赵匡胤是属猪的，特别爱护猪，不吃猪，故而吃羊。这当然没有什么根据。不过，据史料记载，北宋建立伊始，吴越国王钱弘俶去朝拜，太祖以礼相待，让御厨烹制南方菜肴。御厨准备不及，仓促之下，便“取肥羊肉为醢”，通过腌制等工序，制作完成了一道叫做“旋鲊”的菜肴，深受太祖和钱弘俶的喜爱。自此以后，皇室日常肉食消费，“首荐是(羊)味”，后世一直沿袭。”(《铁围山丛谈》)

既是皇室传统，便是祖宗家法。而在封建社会，帝王的“家法”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国法”。宋室喜爱羊肉，造成了羊肉的紧缺。有多紧?有人说差点吃掉灭绝，这纯属笑谈，因为宋代宋代疆域不小，但产羊的地方却不多。宋代北到白沟河，南方更不要说了，产羊的地方屈指可数。当时，规模产羊的地区要么在西夏，要么在辽国。而这两个国家对宋是亦敌亦友的关系，心情好时，搞点国际贸易，出口点羊肉，可见宋代的羊肉多紧缺。史载，自神宗起，朝廷每年四十万贯从契丹买羊，部分自用，部分流向市场，高价卖出。

羊肉成为皇家专属，对于普通人只能是望而却步的美食。由于供应不及，价格自然上涨，一般人家将羊肉当作珍品食用，中产阶级每月也要忍痛才能吃上羊肉。

南宋旅游著《老学庵笔记》记载了一首歌谣“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意思是，你只有把苏轼的文章搞懂了，才能当官吃羊肉。可见，羊肉的难得。

当然，当了官未必就能吃得起羊肉。《古今谭概·换羊书》中曾经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苏轼的好朋友韩宗儒比较贪吃，每每得到苏轼的墨迹就到殿帅姚麟那里换数斤羊肉。苏轼当时在翰林院供职，又赶上皇帝生日，事情又多，韩宗儒又派人送来书简，苏轼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韩宗儒是大理寺丞(正八品)，属于寄禄官，没实务，但工资不会太低。他吃羊肉都有困难，更不要说寻常百姓家了。

苏轼虽然是一代文豪，墨迹难求，但他被贬时也是吃不起羊肉。据说，“东坡肉”之所以用猪肉就是因为买不起羊肉的原因。

北宋尚且如如此，宋室南迁后，离产羊地更远，羊肉就更为紧俏了。粗略统计，北宋初年一只羊大约500钱，熙宁年间价格5贯有余，而到了南宋，则涨到了13贯之多。

有传言，北宋皇室吃羊太多，导致性格绵软，以致被虎狼一般的金军给灭了。这纯属人们的调侃之词。有宋一代，上层社会喜食羊肉，羊肉极为紧俏倒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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