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之学，是一种君人南面之术，即统治术。《史记·曹相国史家》中记载，曹参曾为齐国丞相，他从盖公那里领悟黄老之术的现实妙用，并在齐国加以实践，最终的结果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盖公是何人?根据《史记·乐毅列传》所载，乐毅后世有乐巨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此盖公正是乐巨公的传人。

“功最多，宜第一。”

我们都知道，起于丰沛的曹参，与、吕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作为武将，被众人评价为“功最多，宜第一”;作为齐国丞相，治理地方颇有成绩;作为刘氏集团的核心成员，逢源于各方之间，其作为具有示范性和兼容性。

其中，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便是曹参以黄老之术在政治实践中取得成功。实践首先是在齐地，此后随着曹参拜为汉相，黄老无为的行政作风转而成为全国性的政治主流。

曹参为相虽然只有三年，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曹参的这一次决定性的选择，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曹参出身于秦吏，又参与反秦斗争，他对于秦国刑法之苛刻、百姓之离心离德，有着很深的感受，这非一般人可比。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秦国法律的必要修订，他的前任萧何已经做了。

后来曹参入汉廷代萧何为相，清静无为，一遵旧制，这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成语“萧规曹随”之由来。

我们都知道，秦王朝时以法治人，虽然明晰，但弄得人心惶惶。在物极必反的背景下，曹参没有再度“明法”，而是很微妙地作了“减法”，除去了一些不必要的纷扰。

换言之，曹参主张减少官员的执法和吏事色彩，从一些具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一方面抓大放小，另一方面对于积弊太深、短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放任无为的态度。

事实上，严格说起来，这种“无为”更倾向于一种统治术。黄老之术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有各自特色，自成体系。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控御臣下，如何以最小的能量来支配最大的统治对象，成为曹参所要面对的课题。

《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记载，曹参将入长安，嘱咐继任的齐相：“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曹参首先承认，奸人是不可能都被绳之以法的，因此要有所容。清静无为，不是不需要秩序，而是不要过分追求秩序。狱市自有规则，重要的是执政者不要刻意督责，不要干涉规则的运作。

曹参把这一套又运用到汉廷之中，对前任萧何的制度措施不加以改动。表面上看这是对萧何政治路线的继承，实际上其统治精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功狗与功人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刘邦在平定天下后，对群臣论功行赏。在刘邦心中，萧何“功最盛”，而几乎所有大臣都推荐将曹参列为第一功臣。

刘邦当时的一番话，现在看来意味深长——“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众人被刘邦辱骂为狗，其中也包括第一功臣曹参。

从功劳方面来说，曹参得到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公平的。正所谓“天道好轮回”，400多年后，曹参的后代们终于取代刘氏的汉朝。

他们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以及愤然逼迫汉献帝禅位的曹丕。他们的所作所为，可算是终于为祖宗曹参报了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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