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末期，在掌握权柄，逐渐成为曹魏皇权最大威胁，但是曹魏皇室宗亲经历魏文帝和魏明帝两代持续的打压政策，已经没有了对抗司马氏的能力，而曹魏末期主要的针对司马氏的“反叛”都发生在淮南，也就是淮南三叛，王凌，毌丘俭文钦，先后叛乱，但都以失败告终了。

那么三次针对司马氏的军事反抗都发生在淮南是巧合吗?为什么三次都失败了呢?

首先要说的就是淮南，在淮河以南到长江沿岸的地区，虽然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而且三国时期历经战乱，优势曹魏和孙吴交战激烈的地区，不过这恰好成为了淮南一线，能够有起兵资本的原因。

淮南在袁术时期民生是比较惨的，袁术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馀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对于这位早期混的不错，后期却搞出称帝这部臭棋的诸侯来说，他本来也没打算长期经营自己的底盘。

而且淮南的确在曹操时期还经历过一次被动的人口大迁移，简答来说就是曹操见和东吴战事难以在短时间内结束，所以就有了前夕淮南百姓的意思，这和打的汉中之战基本上就是一个套路，迁走战区的百姓，可以令对手进攻时遭遇坚壁清野的战术，同时即便对手打下了底盘，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经营才可以作为前进基地。

当然曹操不能明着说，所以对外说的是，避免江淮百姓被东吴所袭扰，但是当时蒋济就极力反对，《三国志.蒋济列传》记载，蒋济劝诫曹操，威震天下，民无他志。然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但是曹操没有听从劝谏，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馀万众，皆惊走吴。

《三国志.吴主传》也是记载了，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曹操也没有想到自己弄巧成拙，反倒是帮了孙权一把，要知道孙吴底盘虽然广阔，但是大多是未开发之地，缺的就是人口，曹操到是直接送了10多万百姓过来。如果说淮南三叛发生时，淮南还是这种情况的，基本上就存在什么反叛。

淮南成为可以起兵之地，还要多亏了邓艾，是他的策略在数年间开发了淮南地区，为淮南三叛打下了基础，《三国志.邓艾传》 以口吃，不得作幹佐，宣王奇之，辟之为掾。邓艾期初因为口吃问题被人嘲笑，自然就得不到重用，是司马懿(也就是宣王)看到了他的才能，启用了邓艾。

也恰恰是邓艾，在曹魏国策指定灭吴蜀之时，受命去淮南一线考察，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邓艾在实地考察后，上书建议将淮南一线建立成为灭吴的粮草基地以及前进基地，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

开凿河渠，不仅可以立于屯田，本来南方的气候就利于耕种，开凿河渠除了可以利于灌溉，增加粮食产量，为大军积蓄粮草，同时也是可以利用水网，极大的提升曹魏后勤补给能力，也利于部队的集结调动。

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汎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

也就是淮南地区在曹芳正始二年开始，就成为了曹魏压制孙吴的重要战略之地，而淮南三叛的第一叛，是王凌在嘉平三年发动的，那时淮南已经被建设了10年，淮南有起兵反叛的粮草基础，还有人口支持。

毕竟当时百姓是用脚来选择适合生活之地的，曹魏不行就跑向孙吴，孙吴不行就跑向曹魏，在毌丘和诸葛诞叛乱中，都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记载，《三国志.毌丘俭传》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三国志.诸葛诞传》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馀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

这里的新附百姓应该就是邓艾主建的建设淮南策略实行后，淮南之地成为了极其富足之地，战乱之中这样的地方就是最能吸引百姓的，所以说，邓艾的屯田之策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有利于曹魏的事情，也就是吸引百姓来附。有粮食有人口，就有割据一方对抗朝廷的实力。

淮南之地能够连续三次发生叛乱，另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淮南之地位于前线，自古前线就容易发生叛乱甚至投敌的事情，而且因为靠近东吴，也比较容易找到外援。

同时淮南之地是曹魏四大军事区域之一，也就是和东吴多次发生激烈交战的东线战区，曹魏在淮南一线布置重兵，双方围绕合肥这个重镇先后打了5次大规模战役，只是每次东吴都铩羽而归，孙权更是被张辽打出了孙十万的外号，而面对东吴不断的军事挑衅，曹魏就必然要赋予淮南一线主将自由的指挥权利，一般是镇南将军，手握重兵，又有较为自由的军权，又处于边疆，又有粮草人口基础，多次发生叛乱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这种相对自由的军权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三国志.王凌传》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这是王凌打算起兵之前干的事，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即便自己是淮南一线，曹魏军事的主将，但是已然无法随意调动全部军队，还是需要朝廷的授权。

而三次淮南之叛都失败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三次叛乱都带着些私心，也就是名义上都是为了支持曹魏皇室，清君侧，铲除司马氏，但是王凌，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发动叛乱都有着很大的原因是为了自己。

第一叛，王凌，他是王允的侄子，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后，其实是个当官的就知道已经变天了，所以王凌企图起兵反抗司马懿也不排除他是想效仿他的叔叔，在实现一次诛杀“董卓”。

不过他不爽司马懿，更多的还是为了自己担心，当初司马懿诛杀了曹爽后，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凌为太尉，假节钺。其实这就是司马懿想要稳住王凌啊，王凌也是知道的，毕竟王凌在淮南有一定的统治力，凌外甥令狐愚以才能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接替曹氏执掌天下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那么司马懿断然是不会让王凌那么安稳的待在淮南的。

只要王凌一直没有动作，一直诏书将王凌召回京师，之后王凌的生死就在司马懿手里了，曹爽三族被灭的前车之鉴啊，王凌能不担心吗?而且曹爽执政时，是极为拉拢王凌的，司马懿夺得权柄，自然是有些让王凌不舒服，所以王凌在多种原因的影响下，决定发动兵变。

但尴尬的是他的时机太不好了，虽然司马懿干的事所有人都明白，但是人家名义上占理啊，而且让还是魏明帝任命的，曹魏皇帝还是曹芳，王凌有什么理由起兵呢?更尴尬的是，王凌竟让想要谋立楚王曹彪，这就更对他不利了。

毕竟曹芳是曹叡所立，曹芳皇位具备绝对的正统合法性，可以理解王凌想要拉拢曹魏宗室的想法，不过他如此主张，反倒是让自己成为了绝对的叛臣，时机不成熟，行事也不对，自然就容易失利，加之王凌运气也不好，自己那个外甥令狐愚还在他起事前死了，为了争取到足够的支援，他只能铤而走险，去拉拢新任的兗州刺史黄华，结果就是让密谋败露了。

《三国志.王凌传》凌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傅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将尚书广东，使为书喻凌，大军掩至百尺逼凌。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宣王，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宣王承诏遣主簿解缚反服，见凌，慰劳之，还印绶、节钺，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凌至项，饮药死。

第二叛，毌丘俭文钦两人也是害怕被株连，因为当时司马懿已经死了，《干宝晋纪》记载其年八月，太傅有疾，梦凌、逵为疠，甚恶之，遂薨。可以说是被吓死的，不过个人觉得就是司马懿老了，有些胡思乱想导致的。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接掌权柄，而司马师做的一件事是令毌丘俭胆战心惊了，司马师做过的最大一件事就是废除了齐王曹芳，改立曹髦，而对毌丘俭来说，令他不安和气氛还不仅仅是司马师擅自废帝，而是司马师诛杀了、李丰，夏侯玄、李丰是策划想要谋杀司马师，结果事情败露，反被司马师所杀。

而《三国志.毌丘俭传》记载，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曹爽之邑人也，毌丘俭和夏侯玄李丰是好友，文钦和曹爽是同乡，那个时候显然司马师所代表的司马家已经杀红眼了，对于一切反对司马氏的势力势必要铲除，那么毌丘俭和文钦自然是寝食难安，所以两人决定起兵，死活要拼一下，总比坐守待毙要好。

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数十丈，西北竟天，起于吴、楚之分。俭、钦喜，以为己祥。遂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

但是有意思的是，毌丘俭和文钦可能在起事是没有太多自信，所以两人发布的讨伐檄文，给司马师列了十一条大罪，但是他们怎么说司马家其他人的?夸司马懿，故相国懿，匡辅魏室，历事忠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讬之任。懿戮力尽节，以宁华夏。夸司马昭，弟昭，忠肃宽明，乐善好士，有高世君子之度，忠诚为国，不与师同。夸司马孚，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亲宠，授以保傅。所以说毌丘俭和文钦是想极力将这次事变装扮成为，只是这对司马师这一个奸臣的行为，而不是针对司马家，更不是这对司马家所代表的士族，尽量将司马师和司马家割裂开，只是，他们想的太简答了，可以说这份檄文一发出，明理人都知道，两人必败，因为毌丘俭文钦已经心虚了。

而面的司马师阻止的讨伐大军，毌丘俭文钦也是无力应对，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今诸军皆坚壁勿与战。俭、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

结果就是部众离散，军心不稳，此时各路讨伐大军在趁机出击，毌丘俭文钦兵败如山倒，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就射杀俭，传首京都。钦亡入吴，吴以钦为都护、假节、镇北大将军、幽州牧、谯侯。

第三叛，诸葛诞身份是最特殊的，因为他是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的功臣，却成为第三叛的主角，同样他也是遭遇了政权交替时期，司马师死了，司马昭接掌司马氏的权柄，诸葛诞如果是心里偏向于曹氏的，都不会做一件事，就是《三国志.诸葛诞传》毌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如果说他支持曹氏，毌丘俭、文钦起兵对抗司马师的时候，就算不帮忙，也不会将这件事公之于众。

所以诸葛诞的反叛基本上完全是出于私心，在王凌和毌丘俭被灭族后，他首先做的就是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也就是培植自己的嫡系，这些人也是在诸葛诞兵败被诛后，不降而被杀，诸葛诞收买人心的能力还是有的。

不安的诸葛诞最终还是露出了马脚，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因为担心被杀，所以画蛇添足般的向朝廷要兵，意图拥兵自重，但是这反倒是提醒了司马昭，“你这小子是要反哪”，结果诸葛诞在接到朝廷诏书后，直接果断反了。

但是诸葛诞反叛可没打算北上，而是等着被孙吴接管，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也就是死守寿春，等着孙吴援兵来救，东吴援军文钦、唐咨和全怿等趁包围圈未成突入寿春城，但其后王基建立起坚固的包围圈，文钦等数次突围也不能攻破。面对司马昭调动的26万大军，孙吴援军也是难以突破其防线，寿春城内了孤城。

面对局势危机，诸葛诞和文还发生了矛盾，钦欲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诞不听，由是争恨。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至此外援已经成为泡影，城内还发生动乱，诸葛诞想要出逃，诞窘急，单乘马，将其麾下突小城门出。大将军司马胡奋部兵逆击，斩诞，传首，夷三族。本来诸葛诞叛乱是时间最长，也是最有机会的，可是依然是被司马昭扑灭了，只能说当时天命是在司马家这一边的。

总的来说，三次淮南叛乱，主谋者都不完全是抱着忠君报国的心理，多少都是为了私心，而且又还没有在淮南培养起忠于自己的军事势力，面对朝廷派遣的主力部队，自然是很难打的赢。

而这三次叛乱中，吴蜀是可以作为助力的，不过吴蜀两国都不给力，蜀国方面，王凌第一次淮南叛乱之时，蜀汉还是费祎执政时期，执行的是休养生息的国策，只要曹魏不主动招惹蜀汉，基本上蜀军也不会出击。

而毌丘俭文钦反叛时，姜维到是出过兵，复率诸军出狄道，与魏雍州刺史王经战于洮西，大破之。但是并未危及曹魏西线，而诸葛诞发动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叛乱，蜀汉则是有心无力，《三国志.姜维传》二十年，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於淮南，分关中兵东下。维欲乘虚向秦川，复率数万人出骆谷，径至沈岭。但是曹魏西线有司马望和邓艾驻守，维数下挑战，望、艾不应。景耀元年，维闻诞破败，乃还成都。别人不说，单说邓艾，基本就是姜维克星了，姜维在他手上没赢过几次，所以说，蜀汉是想帮忙，但是限于国力，难以对淮南战场起到作用。

那么吴国呢?王凌的时候，孙权还活着，不过当时孙权身体已经不行了，而且孙权后期让吴国陷入了两宫之争，吴国内部并不稳定，也就没心思管曹魏的事情，再者王凌败的太快，也没提前拉拢孙权，所以说吴国完全插不上手。

而第二次毌丘俭文钦反叛时，孙吴是打算去占便宜的，《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魏镇东大将军毌丘俭、前将军文钦以淮南之众西入，战于乐嘉。闰月壬辰，峻及骠骑将军吕据、左将军留赞率兵袭寿春。这里注意的是，用了“袭寿春”，而不是援寿春，显然当时孙吴是打算趁着曹魏内乱直接抢地盘的，想要得渔翁之利，可惜还未实现，毌丘俭文钦就败了。

第三次孙吴是卖命了的，使文钦、唐咨、全端等步骑三万救诞。这可惜，吴军打不过魏军，苦守孤城的诸葛诞又坚持不住了，也就只能作罢了，可以说，孙吴在三国时期有过很多次好的机会，就是不能夺得江淮之地，其本身将士战力不足是一个很大问题。

就这样，三国末期，很有可能改变格局的淮南三叛，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统统被占据天命的司马家相对容易的镇压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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