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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之后国家转型!安史之乱对历史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历史故事 𝄐 0

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战乱导致的一系列后遗症,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气质。为何表面上小小的一场战乱却有如此大的余震,随烂柯人君一起了解一下吧!

安史之乱之后<a href=https://www.lishiji.cn/lishi/8292/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国家</a>转型!安史之乱对历史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妖猫传》 剧照)

一、安史之乱与盛世落幕

唐玄宗时期,大唐建国一百多年的积蓄喷涌而出,描绘出一幅壮观的盛世画卷。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自天子到庶人,无不因“我唐”的气派而自豪。在这繁华盛世中,一切都可以得到包容。皇帝是统摄天下的“天可汗”,各族人民一律平等,都是大唐的子民。大唐文化因吸纳进各种外来文化而变得多姿多彩,具有世界性。

安史之乱之后国家转型!安史之乱对历史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妖猫传》 剧照)

面对如此盛世,年老的玄宗渐渐失去了年轻时的政治锐气与奋发精神。大唐百年发展隐藏的隐患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是不断茁壮成长,发展到足以吞噬唐帝国的程度。玄宗晚年的任人唯亲无疑是一支催化剂,大大加速了矛盾爆发的进程。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在短时间内由巅峰跌落到谷底。

安史之乱平定后,仍有一系列的后遗症困扰着大唐,让大唐君臣都无法安心度日。回想起噩梦一般的灾难,面对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许多士人都在反思是什么导致了安史之乱,以及积极的寻找对策,做出了许多改变。而这许多改变,无疑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势。

二、“天可汗”到“华夷分野”

安史之乱后,唐人出于自觉为此次大乱找原因。由于叛军的首领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胡人,且其军中将领和士兵多契丹、突厥、奚人,所以矛头直接指向胡人。在战乱中,唐王朝为迅速平定战乱,曾多次向回纥借兵,回纥也慷慨的向大唐施以援手。但回纥每次在取得胜利后,都要对当地进行抢夺淫掠作为回报。在回纥帮助唐军收复长安与洛阳以后,这两地居民都遭受了数日野蛮的如强盗一般的掠夺。此外,安史叛军是唐代的东北,东北作乱,唐帝国急忙调用西部边防军平叛,造成了西部边防力量的空虚。西部的吐蕃、南诏趁机入寇,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兵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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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胡人剧照)

安史之乱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连年不断的战争,而这背后都有胡人的影子。这些战争无疑加剧了唐朝士人对于胡人的仇恨。唐代建国初,经历了魏晋三百年的民族大融合。王朝由于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也大大加强了统御周边各族的能力,汉族与各民族整体上维持着一个和谐的局面。且李唐皇室含有的血脉,唐王朝开创了华夷一统的恢宏局面。“天可汗”读史时,提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然后自豪的说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华夷一体的局面在安史之乱后被打破,士人心中夷夏之防的概念又树立起来,对少数民族的成见日益加深。大诗人白居易《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一诗中有云:“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诗中的“法曲”是一种胡乐,他认为是这种胡曲坏了中华的正乐,正是因为唐朝人沉醉于胡风,导致了胡人的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可当初花萼楼在演奏受胡风影响的霓裳羽衣曲时,君臣绝对无人会想到胡人会背叛和伤害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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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猫传》 白居易)

三、“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

安史之乱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无疑是藩镇割据与武人专权。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定叛乱,无奈地进一步赋予平叛节度使权力,使这些节度使手中掌握着完全听命于将领的武装。此外,唐庭大量的诱降安史叛军,这些叛军归降后仍保持原来的编制。藩镇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为叛军的老窝河北,典型为河朔三镇。魏博、卢龙、成德三镇自乱后,名义上听命于大唐皇帝,实际上成为独立的诸侯。三镇的节度使完全世袭或由军人推选,只需在新的继承人产生后向唐庭汇报;三镇的赋税收入完全截留本地,由本地将领支配;三镇实际成为一个全民皆兵的军事化社会,三镇都保持着强大的常备军,对抗唐的削弱或互相征伐。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形势图)

跋扈的武将使士人对于武人的成见越来越深,当时在玄宗时已萌芽的文武分途思想变成现实。唐以前,某官员任职文官或武官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文可笔下定国策、武可上马平天下是无数士人的理想。以三国时期为例,、赵云、陆逊可以说都是众所周知的儒将,吴国武将吕蒙读兵书后令人刮目相看。到唐建国时,这一现象达到了极点。

隋唐王朝建立者及上层贵族均根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集团,这本是出自于武川镇的军人集团。隋唐皇帝为武将之后,故有浓厚的尚武精神。唐初,李靖、李勣、候君集等均以军功拜相。故出将入相、文武不分成为一种常态。到玄宗时、张说、牛仙客、李适之等人均由地方节度使调任为相。到李林甫为相时,为避免军功将领争权,上书“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这触动了玄宗担心朝臣与边将勾结的担忧,同意了这一提议。因此军权渐渐掌握于安禄山、哥舒翰等尚武轻文的少数民族或教育落后的寒族士人手中。随着承平日久,唐开国的贵族也完全文士化,不必再浴血疆场来谋求高官,渐渐轻视武职。武将集团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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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安史乱后出现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现象。现实与文化偏见使士人极端仇恨武人,而且十分鄙视武职。士人均以文职为荣,以武职为耻。唐后期,朝臣们屡次向武则天开创的武举发动攻击,削减其规模。同时降低与文圣人文宣王孔子齐名的武圣人武成王吕尚的祭祀规格,体现对武人的歧视。大唐再造功臣郭子仪为人仁善,《唐语林》却记载因一判官讽刺他为“武人”而发怒仗杀此人,说明他十分介意别人说自己为武人。唐后期,中央官员一个叫张宗厚的官员到了河北,讽刺当地军将“今天下无事,今汝辈皖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此人最终也被军士作乱所杀。

唐末五代武人的势力达到了巅峰,梁、唐、晋、汉、周五代以及北宋皇帝都是凭借军权上台。但杯酒释兵权之后,武人不仅在名誉上被贬到低谷,在实际权势上也处于真正的下风。整个社会形成崇文抑武的风气,纵使狄青、岳飞这样战功赫赫的将领,也始终被士大夫阶层小瞧。汉民族自此也渐渐失去尚武的传统。

文史君说:

近世以来,日本史学界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指出安史之乱是中国中古史和近世史的分界线。日本学者认为安史之乱后,中国由开放的唐型国家向内敛的宋型国家转变。的确,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由于作乱者的身份标签是胡人,且战乱中又有其他少数民族或乘机要挟、或趁火打劫。大唐百年来营造出的包容胡风的传统被士大夫们质疑,夷夏之防重新被搬上了台面。中华文化渐渐变得内敛化,开始排斥周边少数民族,强调夷夏有别。乱后藩镇割据、武人专权的局面,文人士大夫处于弱势群体,只好在文化上对其歧视,渐渐使整个社会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出将入相”的传统被打破,政治完全由文人士大夫把持。汉民族自此也渐渐褪去了尚武的气质,变得文质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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