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战乱导致的一系列后遗症，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气质。为何表面上小小的一场战乱却有如此大的余震，随烂柯人君一起了解一下吧!

(《妖猫传》 剧照)

一、安史之乱与盛世落幕

唐玄宗时期，大唐建国一百多年的积蓄喷涌而出，描绘出一幅壮观的盛世画卷。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自天子到庶人，无不因“我唐”的气派而自豪。在这繁华盛世中，一切都可以得到包容。皇帝是统摄天下的“天可汗”，各族人民一律平等，都是大唐的子民。大唐文化因吸纳进各种外来文化而变得多姿多彩，具有世界性。

(《妖猫传》 剧照)

面对如此盛世，年老的玄宗渐渐失去了年轻时的政治锐气与奋发精神。大唐百年发展隐藏的隐患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是不断茁壮成长，发展到足以吞噬唐帝国的程度。玄宗晚年的任人唯亲无疑是一支催化剂，大大加速了矛盾爆发的进程。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唐在短时间内由巅峰跌落到谷底。

安史之乱平定后，仍有一系列的后遗症困扰着大唐，让大唐君臣都无法安心度日。回想起噩梦一般的灾难，面对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许多士人都在反思是什么导致了安史之乱，以及积极的寻找对策，做出了许多改变。而这许多改变，无疑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势。

二、“天可汗”到“华夷分野”

安史之乱后，唐人出于自觉为此次大乱找原因。由于叛军的首领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胡人，且其军中将领和士兵多契丹、突厥、奚人，所以矛头直接指向胡人。在战乱中，唐王朝为迅速平定战乱，曾多次向回纥借兵，回纥也慷慨的向大唐施以援手。但回纥每次在取得胜利后，都要对当地进行抢夺淫掠作为回报。在回纥帮助唐军收复长安与洛阳以后，这两地居民都遭受了数日野蛮的如强盗一般的掠夺。此外，安史叛军是唐代的东北，东北作乱，唐帝国急忙调用西部边防军平叛，造成了西部边防力量的空虚。西部的吐蕃、南诏趁机入寇，带来了持续不断的兵灾。

(《长安十二时辰》胡人剧照)

安史之乱带来的许多连锁反应，人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连年不断的战争，而这背后都有胡人的影子。这些战争无疑加剧了唐朝士人对于胡人的仇恨。唐代建国初，经历了魏晋三百年的民族大融合。王朝由于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也大大加强了统御周边各族的能力，汉族与各民族整体上维持着一个和谐的局面。且李唐皇室含有的血脉，唐王朝开创了华夷一统的恢宏局面。“天可汗”读史时，提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然后自豪的说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这种华夷一体的局面在安史之乱后被打破，士人心中夷夏之防的概念又树立起来，对少数民族的成见日益加深。大诗人白居易《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一诗中有云：“法曲法曲合夷歌，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明年胡尘犯宫阙……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诗中的“法曲”是一种胡乐，他认为是这种胡曲坏了中华的正乐，正是因为唐朝人沉醉于胡风，导致了胡人的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可当初花萼楼在演奏受胡风影响的霓裳羽衣曲时，君臣绝对无人会想到胡人会背叛和伤害大唐。

(《妖猫传》 白居易)

三、“出将入相”到文武分途

安史之乱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无疑是藩镇割据与武人专权。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定叛乱，无奈地进一步赋予平叛节度使权力，使这些节度使手中掌握着完全听命于将领的武装。此外，唐庭大量的诱降安史叛军，这些叛军归降后仍保持原来的编制。藩镇问题最严重的地区为叛军的老窝河北，典型为河朔三镇。魏博、卢龙、成德三镇自乱后，名义上听命于大唐皇帝，实际上成为独立的诸侯。三镇的节度使完全世袭或由军人推选，只需在新的继承人产生后向唐庭汇报;三镇的赋税收入完全截留本地，由本地将领支配;三镇实际成为一个全民皆兵的军事化社会，三镇都保持着强大的常备军，对抗唐的削弱或互相征伐。

(安史之乱与藩镇割据形势图)

跋扈的武将使士人对于武人的成见越来越深，当时在玄宗时已萌芽的文武分途思想变成现实。唐以前，某官员任职文官或武官并没有严格的限制，文可笔下定国策、武可上马平天下是无数士人的理想。以三国时期为例，、赵云、陆逊可以说都是众所周知的儒将，吴国武将吕蒙读兵书后令人刮目相看。到唐建国时，这一现象达到了极点。

隋唐王朝建立者及上层贵族均根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集团，这本是出自于武川镇的军人集团。隋唐皇帝为武将之后，故有浓厚的尚武精神。唐初，李靖、李勣、候君集等均以军功拜相。故出将入相、文武不分成为一种常态。到玄宗时、张说、牛仙客、李适之等人均由地方节度使调任为相。到李林甫为相时，为避免军功将领争权，上书“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这触动了玄宗担心朝臣与边将勾结的担忧，同意了这一提议。因此军权渐渐掌握于安禄山、哥舒翰等尚武轻文的少数民族或教育落后的寒族士人手中。随着承平日久，唐开国的贵族也完全文士化，不必再浴血疆场来谋求高官，渐渐轻视武职。武将集团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安史乱后出现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现象。现实与文化偏见使士人极端仇恨武人，而且十分鄙视武职。士人均以文职为荣，以武职为耻。唐后期，朝臣们屡次向武则天开创的武举发动攻击，削减其规模。同时降低与文圣人文宣王孔子齐名的武圣人武成王吕尚的祭祀规格，体现对武人的歧视。大唐再造功臣郭子仪为人仁善，《唐语林》却记载因一判官讽刺他为“武人”而发怒仗杀此人，说明他十分介意别人说自己为武人。唐后期，中央官员一个叫张宗厚的官员到了河北，讽刺当地军将“今天下无事，今汝辈皖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此人最终也被军士作乱所杀。

唐末五代武人的势力达到了巅峰，梁、唐、晋、汉、周五代以及北宋皇帝都是凭借军权上台。但杯酒释兵权之后，武人不仅在名誉上被贬到低谷，在实际权势上也处于真正的下风。整个社会形成崇文抑武的风气，纵使狄青、岳飞这样战功赫赫的将领，也始终被士大夫阶层小瞧。汉民族自此也渐渐失去尚武的传统。

文史君说：

近世以来，日本史学界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指出安史之乱是中国中古史和近世史的分界线。日本学者认为安史之乱后，中国由开放的唐型国家向内敛的宋型国家转变。的确，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由于作乱者的身份标签是胡人，且战乱中又有其他少数民族或乘机要挟、或趁火打劫。大唐百年来营造出的包容胡风的传统被士大夫们质疑，夷夏之防重新被搬上了台面。中华文化渐渐变得内敛化，开始排斥周边少数民族，强调夷夏有别。乱后藩镇割据、武人专权的局面，文人士大夫处于弱势群体，只好在文化上对其歧视，渐渐使整个社会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出将入相”的传统被打破，政治完全由文人士大夫把持。汉民族自此也渐渐褪去了尚武的气质，变得文质彬彬。

本文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