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孙建立的西晋王朝为何会迅速灭亡?答案很简单，娘胎里带出的毛病，根儿不正。不过请注意，这个“根儿”不是说“篡位”。事实上，作为正统政权系统，或者说一个“王朝类型”来说，曹魏、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其实是一脉相承的父子兄弟。

我们只是浅白地观察这些王朝的命运，都能发现，哪怕是时间最长的东晋，其实也一直处于政局动荡的状态，要么就是权臣门阀操纵皇帝，要么就是地方强藩凌虐中央，再不就是外镇宗王谋反，还有就是北方强敌逼近，濒临亡国灭种。

无独有偶的是，上述的各个王朝，几乎都有类似的问题。

为什么?

“根儿”，其实在曹丕建立的曹魏身上。

曹丕不但创造了礼仪最为完备的皇帝禅让的制度，还对自秦国商鞅变法以来，流传了500多年的秦汉政治、社会体制进行了全面的修正。

很多人不了解的事实是，秦律在秦朝灭亡之后，被汉王朝所继承，经萧何之手，作汉律九章，历经汉武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等多次的调整和增删，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汉律管理体系。

这个体系，在王莽篡政期间被破坏了一部分，到了东汉建立，虽然用了汉的国号，却并没有把“前汉”的政治继承下来，而是结合汉光武帝所依赖的诸多世家大族，以及平定天下的元从士兵，对前朝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修正。

但这种修正，只是很大一部分前朝“律令”被束之高阁，而非废除，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长沙跑马楼发现的“三国吴简”中户籍记录，仍然存在“二十等爵制”中的爵位，更有意思的是，所有成年男性的爵位都是第八级“公乘”。

也就是说，在“二十等爵制”的所有特权、意义全部消失之后，户口本上仍旧要给每个人登记爵位，这种情况就类似于在今天的个人信息表上填写“家庭成分”，贫农或者资本家。

这部分社会管理的制度遗存，与西汉中后期开始兴起的儒臣掌握国家的趋势，并行不悖，已经被贬低到贱役资格的百石以下小吏们，与二百石以上的儒学身份长吏，已经成为两个阶层，尽管按照“前汉”的制度逻辑，他们都是国家的公务员，甚至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还写着“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

但是，在逐步形成的士族社会、豪族社会之中，每一个流传了四百年的名词，都不再是原本含义。

而在汉末大乱之后，经过曹操的筚路蓝缕，曹魏政权雏形渐具。

曹魏政权是“篡”来的买卖，在进行政治和社会架构的过程中，无不以吸引原体制中精英阶层向自己的“不合法皇权”低头为前提。

为了保障“最支持”自己的士族门户可以维持权位，大搞“九品官人法”;为了保障自家对地方的武力优势，确立“世兵制”，将兵户变成皇帝的部曲;为了保障皇权独大，把迫不得已封王的兄弟子侄们，当做犯人管着。

整个帝国的结构，则是皇帝掌握国家部曲(兵户出兵)和平民(出粮)，压制高级士族，高级士族压着低级士族，低级士族压着寒门豪族，所有“家族”都借着国家权位侵夺平民百姓，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宗族圈子和壁垒，他们手里有人口，有土地，有粮食，甚至于有武装。

为了在社会层面上与这些“支持者”取得共识，曹魏政权又重新删定了汉律，添加《新律》18章，变成《魏律》，彻底实现了法律层面的儒家伦理化。

此后的数百年间，上述政权，其实就是在曹魏的这套制度底子之上，前进、后退，西晋政权为了防止自己被权臣篡位(因为强大的中军就在洛阳，一旦被权臣掌握，就是江山易主)，才搞出了宗室诸王领兵的改革。

而西晋的这通改革，在“八王之乱”的最初并没有显露出恶果，早期的权力斗争，还是依赖洛阳的禁卫搞宫廷政变的模式，但是随着宗室诸王的一步步介入政权的争夺，拥有地方兵权的诸王们，愿意去拉拢有战斗力的一切盟友。

比如匈奴汉其实是成都王司马颍的支持者，而鲜卑诸部则和东海王司马越关系不错，而日后肆虐中原的羯族石勒，则是臣服于匈奴汉的大贼。

当西晋王朝赖以镇压天下的中军武力逐步消耗干净，首先进入的是的状态，而非“”的图景，比如控制兖州的苟晞，晋阳的刘琨，幽州的王浚，荆州的王敦以及散居河洛、关中的诸多晋朝显宦。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匈奴汉政权只有“平阳”都城周围的一小块地盘，哪怕同在今天山西省的“晋阳”，也就是太原都不在他们的手中，偏偏散居天下各处的晋朝高官显宦们，根本没有聚合力量，一举殄灭之的兴趣，而是自己杀来杀去……

这种景象，也就是所谓的“中枢失权”，在曹魏一直到南陈的几百年间，可谓屡见不鲜，归根结底就是自汉代发育起来的高门大族，已经成为集学阀、军阀、大地主、大官僚一身的以家族为纽带的“怪物”。

这些怪物的存在，让任何政权的统治，都是“以力服人”，力最强者(能压倒所有家族的)为皇帝，比如曹丕、刘裕，力最强者(不能压倒所有家族的)为权臣，比如王敦、桓温。

如果没有这样的武力强人出场，则是大族共治的脆弱平衡，比如王导、谢安，直到有新的强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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