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评价

黄慕兰虽然出身名门小姐，但是没有丝毫豪门小姐的娇弱，而是一个有主见、敢作为、大胆泼辣的奇女子，特别是在中央特科工作中，做出了许多重大的成绩，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是在感情问题上能够服从大局，为了工作需要，放弃自己真爱的男人，而与陈志皋结婚，这种牺牲精神是非常可贵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才皆可抛。别人做不到的事情，黄慕兰做到了，她奇就奇在这里。

人物争议

这是《黄慕兰自传》中描绘的一幕，在书中，黄慕兰自称与潘汉年同时被推荐给中央，留在上海做地下营救工作，她负责对外联络，潘负责对内联络，两人“组织关系定为单线联系”。在此前后，媒体报道多誉以“曾在千钧一发之际救过周恩来”、“曾被周恩来称为‘党的百科全书’”。

不过，对于这样的评价，原中共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的女儿吴持生坚决持否定态度。最新关于黄慕兰的新闻报道刊发后，吴持生再次不厌其烦地重申发现向忠发叛变、营救关向应、反击“伍豪启事”等事件都是党中央主动应变、群策群力的结果，并直指黄慕兰系因违反组织纪律被周恩来下令“淡断组织关系”，而非其自称的“奉命脱党成婚”。包括86岁的潘汉年研究专家尹骐在内的多位中共特情研究专家认为《黄慕兰自传》有一定夸大美化成分，其特科身份存在争议，更接近潘汉年临时安排的联系人。

针对“伍豪启事”事件，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等人均曾发文批驳黄慕兰说法的漏洞：

首先，周恩来于1931年12月21日，由中共中央交通局人员护送从上海到达福建汀州中共闽粤赣苏区，而国民党方面炮制的“伍豪启事”是在1932年2月16日起在上海各大报纸陆续登出的，“周恩来对于处置‘伍豪启事’的全过程既没参与，更不知情。”其次，策划反击“伍豪脱党”谣言的不是黄慕兰，而是上海临时中央。继中央苏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报辟谣声明后，中央特科设计利用公开报纸作出反击：先是在《申报》登出一则间接辟谣的广告，之后商量决定由潘汉年找陈志皋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的启事。后来陈志皋出面找了法国律师巴和完成此事。国民党的这则“伍豪叛变”启事，在“文革”时曾被“四人帮”利用以诬陷周恩来。吴持生曾愤怒地指出，黄慕兰自传中的这段描绘，恰好“伪证”“伍豪事件”发生时周恩来未进苏区，“不正是‘四人帮’之流如饥似渴，难以寻找的诬陷总理最好的‘证言、证词’吗?”

“奉命”脱党成婚，是《黄慕兰自传》中更为人指责的说法。一位特情研究专家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其从权威渠道获悉，“黄慕兰与陈志皋的恋爱显然是违反组织纪律的，所以特科与黄慕兰脱钩，并对黄慕兰下了脱党结论。”

2004年，《黄慕兰自传》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并于2012年再版。2013年1月11日揭晓的“2012年后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将《黄慕兰自传》列为传记类榜首。早在4年前，吴持生就开始向该出版社反映，《黄慕兰自传》“存在诸多严重失实问题，丑化、诬蔑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建议将已发行的书收回销毁，消除不良影响，并通告媒体不要继续炒作。2012年底，在吴持生牵头下，西花厅和红岩儿女联谊会曾召开一场“纪念周总理诞辰115周年——隐蔽战线专题研讨论会”，隐蔽战线后人、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等近百人参会，包括吴持生、江晓平、马长虹发表的剖析《黄慕兰自传》不实问题的文章都被收入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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