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的实质是“以农牢民、以战养战”的军国主义道路，对缓解马尔萨斯陷阱有着见效快的特点，但是会导致工商业凋敝以致技术的传播变缓慢，对技术的革新和传播紧紧依靠中央政府是完全不够的，永远也不能解决马尔萨斯陷阱。而且该政策落实到实处往往是奴役农民耕作、打击个体经济、建立官方商业垄断，农耕集权制度的高效机器代表之作。

很多人对农业时代的商业行为有着奇妙的误解。如果将农耕时代中的农业比作发动机，那商业可以说就是传动和控制系统，只有农业没有商业不过是个滚球，合理的商业制度能够大大的促进农业的生产和高效生产方式、工具的传播。而集权统治者的目标是维护自己个人、家族的统治而不是使平民百姓富裕，所以统治者在设计商业系统的时候自然是为自己阶层考虑，只看重商业系统能够为自己不断抽平民血的能力。

商人出身的吕不韦成为了统治阶级，自然更能够理解如何把商业工具当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时代不一样，生产力分布结构不一样。商人赚钱的方式有二种，一种是投机倒把，低价买了囤货，炒高了再卖出去。古代主要是屯粮食，然后饥荒一起，一袋大米换个靓妹。这种商人搁现在就是搞“蒜你狠”的那些奸商。无论什么朝代都该杀(当然了，不能杀因为杀他们会误杀良商，弊大于利)。另一种，就是良商，就是互通有无，货通天下，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生产力发展。

吕不韦那个时代，都自给自足的，没啥东西需要互通有无，对良商的需求低。这种情况，把所有商人都一棒子打残，最大化的降低奸商的危害，再剩点苟延残喘的良商做正经事。够了。现在这时候，社会生产分工细太多了，需要良商搞好物流。所以就宁可让一部分监管不到的奸商兴风作浪，也不能抑制了良商的发展。都没错，不同时代不同玩法。

重商也无法持续下去的。一直用的是殖民主义，以别的人民的低消耗，满足自己的生产过剩。而古中国宣扬的是一视同仁，占领的地域都视为自己的本土，所以需要满足所有国民的生存需要(这也是中国国土面积越来越大的原因)。这就需要大量的物资，而商人只是进行调配物资的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粮食都不够吃的时候，商人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还是老马说的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重商主义真正发展起来是规模化生产和之后的事了。就好像当年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最后还是倒在了生产各种物资的高效率工厂的脚下。

看看现在真正掌握话语权的都是干什么的?干外贸商人的?那就是一帮捡别人残羹剩饭的家伙。真正有实力的是各种科技，技术公司。他们不是商人，他们的本质是生产者，社会只是从重农主义变成了重工主义。商人可能很有钱，但是命脉掐在别人手里的。不过有一点怎么也想不通，华尔街，金融行业为什么能控制整个世界?按理说应该是洛克马丁那样的公司才是最狠的，为什么他们会怕银行?金融业算什么人?商人?

几乎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重农抑商。商君书里面写得很清楚。想要统治人民，就得让人民贫穷，让人民怕你，让人民体格孱弱。等等。这很难评价好不好，一方面维护了封建大地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严重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有一句诗说，遍身罗旖者，不是养蝉人。

然而若没有商人，大家必然只能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每个人都养蝉，种水稻，养猪，种菜。就是有了商人，才能让有人专心种水稻，有人专心养猪，有人专心养蝉，有人专心做农具等等。才会促进社会分工，才会有生产力的大发展。然而这种生产力的大发展又必然会影响到统治阶级的利益，甚至推翻统治阶级造就原有统治阶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王朝推行的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原因。至于吕不韦为什么这么说，那是因为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不是商人阶级了，他是封建统治阶级。

反对所有认为农业是基础，商业活动不产生价值，所以秦朝才禁止的观点。最直接的反例是欧洲古代没有抑商政策但也并没有比中国发生的饥荒更多。重农抑商政策归根结底其实是集权政策。将商业权收归中央，一方面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民间力量的壮大，让老百姓除了听命于政府别无其他出路。哪怕在古代，商业对经济发展也是利远大于弊的。但对统治者来说他们最看重的是自己权力稳定和老百姓听话，这才是重农抑商政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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