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国的历史中，溥仪给世人的印象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傀儡与囚徒，命运悲剧，没有能力，看不清时代的剧变。

其实这不是真实的溥仪。

溥仪虽然长在幽暗的深宫，在太监与妇人的围绕下长大，但他的真实面目却并不像他的外面那样羸弱不堪，拨开历史的烟雾，真实的溥仪不仅智商情商极高，极善施展权谋，而且他的忍耐力、生存的韧性、自新能力也非一般人可比。

袁世凯逼迫清廷退位时，溥仪还小，只是任由历史摆布的少不更事的傀儡，但自从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已经长大的溥仪其实很有野心，心中始终装着复辟的幻想，为此，他没少跟京城中的各路军阀打交道，只是这些军阀都非善类，最后这些交道都成了并不成功的互相利用。

秘密潜回东北，建立伪满洲，是溥仪实现野心的重要跳板，那一时期，他对日本人的利用远远大于日本人对他的控制，但被俘之后，溥仪却利用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局势以及自己极具智谋的辩才，一定程度上将自己洗白了，主动卖国当汉奸变成了被迫当伪满洲国皇帝。

东京审判是溥仪面临的一次生死大考，为了洗脱自己的关键罪责，让日本人罪上加罪，溥仪破记录地出庭八天时间，面对关东军战犯以及日方辩护律师的狡辩、挖坑，溥仪不仅气场强大，而且滴水不漏，最后自己不仅成功上岸，而且让关东军战犯绝望地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但从东京审判的法庭上下来，溥仪疑惧的心理并没有缓解多少，尤其是刚被关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他一度认为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处决。

这段时间，《新世界》这部引起了许多人的吐槽讨论，不管剧情怎样，经过旧世界漫长的动荡、黑暗、残酷，当新世界的曙光、秩序、光明来临时，的确让人心潮澎湃，甚至热泪盈眶。

说回溥仪，抚顺战犯管理所便是新世界的一部分。一开始，因为恐惧，溥仪实质上还是老样子，一味地狡辩，挖空心思地想脱罪，但当他感受到新世界对他确实是宽待的之后，他便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人。

从这个角度看，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努力改造自己，不仅是为了活下去，更多的，他是被感化了。

而像溥仪这样的人一旦被彻底感化，被改造成一个崭新的人，他的高智商高情商会让他活得很舒展、很自由、很轻松。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当他回到北京后，亲眼目睹到的新世界又一次感化了他。

在回北京的上，溥仪看到了女教师为救自己的学生搭车去沈阳，这让他发出了“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的感慨。

到北京，溥仪见到了自己的亲人，同辈人个个都有自己的光彩，年轻一辈个个都有自己的前途。

在北京，溥仪第一次看到了天安门广场那些伟大壮观的建筑;在北京，溥仪第一次进理发店理了头发;在北京，溥仪第一次坐上了公交车，学会了给人让座，只是第一次让座他把座位让给售票员，闹出了一个温暖的笑话——

再次走进紫禁城，见到原先的衰败、陈旧被焕然一新取代，许多珍贵的文物被收购回来，溥仪感慨万千。

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每天劳作半天，学习半天;1960年11月26日，溥仪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1961年3月，溥仪正式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

正是因为拥有这样崭新、朴素、自由、充满阳光的新世界，晚年的溥仪才会留下许多让人觉得很舒服、很有水平的话语、生活片段——

1963年，溥仪、杜聿明、沈醉、宋希濂、王耀武等人去南方参观学习，一行人先到南京，参观了中山陵、明孝陵，之后去了太湖。

在太湖边上，溥仪发现了一块乾隆皇帝的“御碑”。

书法、文物鉴赏都有一定水平的溥仪，确认这是“祖碑”无疑后，显得很有兴趣。陪同游览负责讲解的吴钟琪先生见状，便向溥仪讲起了乾隆下江南的旧事，谁知道溥仪听着听着，竟泪眼涟涟，抚碑哭泣起来。

吴钟琪问溥仪，是不是睹旧物想到了什么伤心事?

这时候，溥仪破涕为笑，他摆摆手说，看到这块乾隆御碑，我心情很激动。我的祖先以封建皇帝的身份巡游江南，没想到，我可以作为新中国的公民畅游江南，多么有意义啊!过去都说乾隆下江南是人间的壮举，可他游玩的时候，身边跟着一大群护卫，一点自由都没有，哪有我们今天玩的这样痛快啊!我觉得作为一个自由的新中国公民，比做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好多了，也幸福得多。

睹旧物，说新话，而且说得很有水平，这不是溥仪在刻意地恭维迎合颂扬，沐浴在那样一个阳光普照的新世界，这是他的心里话。

只是，那种心声，今日许多人难以体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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