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是我国很有名气的和，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活跃在文坛上。

林语堂曾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演说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笑话。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

话虽这样说，他却和妻子相濡以沫，恩爱有加，一个老式的婚姻变成了美好的爱情，堪称民国夫妻中的典范。

1969年1月9日，在中国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一对喜烛点燃了，林语堂夫妇想悄悄庆祝结婚五十周年。他们认为这是他俩的事，不让外人参加，然而，还是被至爱亲朋包围了。

林语堂把一枚金质胸针献给廖翠凤，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林语堂翻译的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他说：“我送了她一枚胸章，表彰她当年强有力的决定，五十年来一次又一次为家庭的幸福做出的牺牲。”

谈及白头偕老的秘诀，不约而同说了俩字“给”与“受”。只是给予，才能是完满姻缘。林语堂也感慨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林语堂不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前提，而认为爱情是婚姻的产物。他说：“现代人的毛病是把爱情当饭吃，把婚姻当点心吃，用爱情的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和她的相守秘诀是，“把婚姻当饭吃，把爱情当点心吃”。林先生的话里，透着他难得的境界与智慧，和在一起的人慢慢相爱。

林语堂自幼天资聪慧、记忆超人，他是在父亲林至诚41岁、母亲40岁时出生的，父母对其也十分宠爱，小时候父母为使他成才，把他送到本村一家私塾上学，林语堂在小学上了一段时间后，父亲林至诚在厦门有个亲戚，便把林语堂和他的哥哥送往厦门鼓浪屿上学，在鼓浪屿学习期间，林语堂十分刻苦，他注重学习英文和自然科学。

1912年17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中学阶段的学习，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可是，林语堂家境贫寒，支付不起昂贵的学费。父亲林至诚虽然是一个乡村牧师，但是却有远见，知道知识的重要。

他借了100银元，还把祖辈留下的房屋卖掉，并让林语堂的两个姐姐辍学回乡嫁人。二姐送给弟弟林语堂4毛钱，并对他说：“你到上海去要好好地念书，做个好人，做个名人，我们是没有希望了。”这种真情厚望，林语堂终身没有忘记。

林语堂在二年级结业典礼上获得了三种奖章，成为全校学生羡慕嫉妒的“学霸”。他本可以考第一名，但都是故意考第二名，因为他认为第一名都是书呆子。

据说情窦初开那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认识了大学隔壁圣玛丽女子学校学美术的陈锦端，她美丽动人、优雅大方，还画得一手好画，用林语堂自己的话说，“她的确生得奇美无比”，他的哥哥陈希佐、陈希庆兄弟是林语堂的同窗好友。

幸运的是，陈锦端也十分倾心于他的博学多才，当时林语堂也正值风华正茂，一表人材，在学校里表现十分优秀，谈吐不凡，这种气质也深深吸引了陈锦端，才子配佳人，双方很快便坠入爱河。

可姑娘的父亲嫌语堂家贫，坚决反对，为了弥补对林语堂的愧疚，他把隔壁家的廖家二小姐，介绍给了林语堂。

这个廖家二小姐，就是廖翠凤，廖翠凤的哥哥与林语堂也是好友。

据说林语堂曾经在她家吃饭，那时他隐隐约约感觉背后有人在看他。他们结婚之后，廖翠凤告诉他，原来翠凤早就注意到语堂，她在有限的听闻和零星的接触中，通过他吃饭的样子和说话的细节，她已经爱上了这个颇有才气且风度翩翩的男子。

后来廖翠凤到圣玛丽亚书院读书，和林语堂渐渐有了些往来，失恋的林语堂也尝试着从失败的情感中走出来。他们慢慢走到一起，因为之前受挫的感情，他谨慎试探着廖翠凤的态度。

直到后来，林语堂上门提亲，廖翠凤的母亲忧心地对女儿说“他是个牧师的儿子，家里没有钱。”

廖翠凤回答：“穷有什么关系?”他被这句话深深感动。

林语堂和廖翠凤订婚了，他回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陈锦端没有服从父亲的安排嫁人，而是远渡重洋，到美国攻读西洋美术。

转眼，林语堂订婚已经4年了，廖家开始催促林语堂迎娶廖翠凤。这时，林语堂申请到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奖学金。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举办了婚礼，随后双双前往美国哈佛大学。

结婚后，林语堂做了一件奇事，他把结婚证书一把火烧掉了。不过，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 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

这件事往后成为美谈，这也是林语堂的处事哲学，他不会忘记眼前的这位女子不顾自己家庭清贫而义无反顾，从那刻开始，他就知道，这辈子，就是她了。

有爱情的婚姻是幸福的，但是不能够强求每一段婚姻上面都有爱情的属性。更何况，人与人之间关于爱情的看法可谓是天差地别。

婚后不久，廖翠凤拿着父亲给自己的1000块嫁妆，随夫出国留学。他们的蜜月，是在横穿太平洋的邮轮上度过的。在船上，廖翠凤为了省下一点钱，强忍疼痛难忍的肠胃病。虽是旧式女子，翠凤却极有眼光和胸怀，她没有抱怨，而是通过自己的精湛厨艺和精打细算，让林语堂刮目相看。

林语堂一头扎进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像海绵一样争分夺秒地吸取知识。

在哈佛读了一年，他的助学金却被停，而后他们到了法国，又转到德国。林语堂先在歌德的故乡耶鲁大学攻读莎士比亚，获得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

归国后林语堂在北京、厦门等地教学任职，并有了三个女儿，分别取名林凤如 (如斯)、林玉如 (太乙)、林相如，这与林语堂的小说《京华烟云》中的木兰、莫愁、目莲对应。后来一家人定居于上海。

林家三个孩子都说：“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他却说：婚姻像一双鞋子，穿久了便会合脚。

当很多文化名人抛弃旧家庭的发妻，另找时髦的知识女性时，翠凤也担心丈夫会喜新厌旧，打趣地说：“人家做了教授，一窝蜂地离了黄脸老妻、娶新潮女生，你就不想赶这个时髦?”

林语堂摇摇头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离了你，我活不成呀。”

她忌讳别人说她胖，但她喜欢人家赞美她挺直的鼻子，所以她生气时，他总是去捏她的鼻子，说一些欢喜的话，她也就笑起来了。

幽默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人生智慧，林语堂先生把英文的Humour音译为中文的幽默，从而使“幽默”一词在中国大地迅速流行起来。他妙语迭出，常常赢得满堂喝彩，被誉为“幽默大师”。

林语堂在《论趣》一文在说道：名、利、色、权，都可以把人弄得神魂不定。只这趣字，是有益身心的。就做到如米芾或黄大痴，也没有什么大害处。人生必有痴，必有偏好痛嗜。没有腐嗜的人，大半靠不住，而且就变为索然无味的不知趣的一个人了。”

一次他应邀参加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前面有不少人做演讲，都讲的冗长乏味。轮到他演讲时，时间已经过了正午，学生们已经开始不耐烦了。上讲台，他开口就说：“绅士的演讲，应当像女孩子穿的裙子一样，愈短愈好。”此言一出，全场哄堂大笑，听众们精神为之一振。林语堂讲学从不正襟危坐、拿腔拿调，他喜欢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侃侃而谈，有时会走到听众中间与大家直接对话，从不念、不看讲稿。

他第一次到东吴大学法学院讲课，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的打开皮包，里面竟是一包带壳的花生。

他把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自己就从吃花生讲起：“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愈有味道。”同学们饶有兴趣的边剥边吃边听。

林语堂继续说：“花生又叫长生果，诸君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我讲课从不点名，诸位吃了长生果多长记性，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全场活跃，热烈鼓掌。

1933年林语堂请美国作家赛珍珠到家里吃饭。说起自己很想写一本书，获得了赛珍珠的支持。经过赛珍珠的介绍，美国一家出版公司老板沃尔什到中国后看了林语堂的作品，聘请林语堂为公司首批海外华人作家。

林语堂写成长篇《吾国与吾民》，赛珍珠拍案惊呼“这是伟大著作”，经她推荐，该书最终由沃尔什的庄台公司出版。《吾国与吾民》在欧美作家占据的世袭领地上，一举荣登畅销书排行榜，1935年短短4个月内就创造了印刷发行7版的奇迹。

他在美国居住长达30年，但一直没有加入美国籍。他说：“加入美国国籍要跪在美国国旗下，宣誓效忠美国，这是我做不到的。”

1939年，他的《生活的艺术》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稳居榜首达52周。他用英文写的《京华烟云》出版后，在美国多次再版，仅抗战期间销量就达25万册。

“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林语堂先生爱烟，说尽烟的好处。他的文章与烟犹如鱼水之情，难舍难分。他常引以自豪，“只要清醒不眠时，他就抽烟不止，而且宣称他的散文都是由尼古丁构成的。他知道他的书哪一页尼古丁最浓。”

他多次表白：“我要有一个好的图书室，几根好的雪茄烟，一个了解我，不扰乱我工作的女人，这是能使我快乐的东西，我将不再要别的什么了。”

林语堂的另一大兴趣是发明中文打字机。一九三一年他曾在英国花光所有的钱试造中文打字机，但钱还是不够，只好带了一架不完整的模型回来。十四年后，他在美国第二次制造中文打字机。这一次他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一大笔帐。林语堂毕生追求这些理想，自谓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家”。

1966年，他想回家了。此时国内正在文化大革命，他回不了家乡，女儿安排他住在台湾。

对于夫妻间的争吵，他有自己应对的妙招：“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的确，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合，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

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

林语堂承认，他的自由天性也只有翠凤这样的妻子才能完全包容，并总结说：“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林语堂写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请了手书此联，挂在他的书房“有不为斋”的墙壁上天天欣赏，他只想发挥所长好好做点实事。

陈锦端学成回国后，在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求婚的人踏破了陈家门槛，锦端依然不为所动，她心里还装着林语堂。

翠凤善解人意主动请来锦端做客。每次锦端要来，林语堂都十分紧张坐立不安，女儿不解就问妈妈，翠凤笑着说，“爸爸曾喜欢过你锦端姨。”弄得林语堂很尴尬，只好默默抽烟斗。

实在是难得的大气，这样的“大气”背后，更是一种深深的“笃定”。是俩人一路走来，共度患难和经历真实的笃定;是一种将爱情渗透到生活，成为交织寻常的笃定，更是一种对她自己所选的男人，品德和性情的笃定。

笔耕之余，林语堂喜欢作画自娱，他画中的女子从来都是一个模样：留长发，再用一个宽长的夹子将长发挽起。孩子又发现了这个秘密，问父亲：“为何她们都是同样的发型呢?”林语堂也不掩饰，抚摸着画纸上的人像，他说：“锦端的头发是这样梳的。”

锦端眼见林语堂一家人和乐融融，林语堂已习惯了翠凤的精心照料，整天叼着烟斗欣赏着庭院美景，享受着安逸的婚姻生活，终于决定结婚。陈锦端32岁时嫁给了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可惜她一直没有孩子，只好领养了一男一女以享天伦之乐。

80岁那年，这位纵贯中西文化的可爱老头在《八十自述》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时，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有一次，陈锦端的嫂子去香港探望暮年久病缠身的林语堂，当听说陈锦端还住在厦门，他双手硬撑着轮椅的扶手要站起来，高兴地说：“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

他的妻子廖翠凤虽然素知他对陈锦端一往情深，但也忍不住说：“语堂!不要发疯，你不能走路，怎么还想去厦门?”想想也是，他颓然坐在轮椅上，喟然长叹。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六日，林语堂病逝香港，灵柩运回了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林语堂去世后，廖翠凤守着他的墓，时常一个人在墓前陪着他说说话聊聊天。

廖翠凤把故居和林语堂的图书资料捐赠出来，设立林语堂纪念馆，这是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像胡适去世后的江冬秀，两位妇人都以此来纪念与自己最爱的那个人走过的点点滴滴。

一九八七年，廖翠凤在香港去世。

廖翠凤的一生是甜蜜的，快乐的，和有趣的人在一起，跟有趣的人在一起，平淡无奇的生活会变得妙趣横生，能够把日子过成了段子，谁能说这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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