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在今天的陕西到南京的大路上，有一辆囚车。

车内是一位中年人，此人高大的身材使他在狭窄的囚车中，不但需要蹲着而且身体还要扭曲着，方能身处在囚车中。他那张方正的脸上由于极度痛苦而大汗涔涔，汗水流过了他高突的颧骨以及鼻梁，有的流入了他那又厚又宽阔的嘴中，咸咸的。他摇着头，口中喃喃自语：“今日一去我命休矣!”。

罪官费震，准备引颈受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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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车旁边站着两名解差，其中一人长得虎背熊腰、满脸杀气;另外一人虽然瘦小，但却显得很精神。二人听罢，互相看了一眼。其中高大者低声说道“费大人!四年前汉中大旱，若不是您不请圣命，急令发仓赈给百姓，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

那人的表情虽然很痛苦，但听到这么一句话，顿时有了一种自豪的表情。他认为，这恐怕是他一生中都会为之骄傲的壮举了!

瘦小者牙一咬，对囚徒说道“费大人，我和哥哥都是那次灾荒中的灾民，因为县官贪赃枉法，不发粮食给我们，兄弟二人率人为盗。若不是您对我们兄弟施以大义，严惩知县，我们兄弟早就不知道身在何处了。为了大人您，我们兄弟愿放了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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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闻听，愕然之后怒道：“你等胡言。我皇严刑峻法，法正全民。我今有罪，自当引颈受戮。你二人如果胆敢劫车，某宁死殉法!”

二人一听，无不漠然。瘦小者哭道：“可万岁刑罚严厉，此次进京，大人必死无疑呀!我们已经安排好大人家小离开汉中，您跟我们走吧”

囚徒冷冷一笑“法对天下，既然皇亲犯法可诛，我等朝廷之人犯罪自当伏法!就连爷因为倒卖茶叶都被杀了，更何况我这样的小官儿。我既然犯了罪，那就该被国法惩罚!”

囚徒就这样来到了南京城。人们都觉得此人必死无疑。

朱元璋的思考

洪武四年十二月十三日(1372年1月19日，因为农历公历转换，农历年年底往往是公历年的1月)朱元璋看着桌上的奏折也在沉思着。

“费震”这个名字他还记得。擅自发放十余万石(1石大概142斤)粮食给灾民!

那是明朝建立初(1368年)，自己从民间选的一位贤良之人，并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此人对待百姓非常仁慈，非常受百姓爱戴。这样的人，就这样杀了吗?如果不杀，怎么能够服众呢?

朱元璋在踌躇中。想来想去，朱元璋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父母兄弟，他的心为之一震。

如果，当初有费震这样的好官，他们何至于死呢?

费震之罪，不过是误事而已，不像那些万恶之徒。李世民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虽高高在上，如果平日里不知道聚敛民心，那么，平静之细流最终就会成为滔滔洪水。费震对我大明社稷之基太重要了。为今之时，他这样的人不但要赦免，而且还要给予更重要的工作岗位。

想到这里，朱元璋下令：费震洪武四年因汉中大灾处置得当，特免于处罚，特赦之后品级从正四品的知府被降低为正八品的。

可别小看这个职位哟，这个职位可是品级低权力大。宝钞提举(相当于现在的央行行长)，主管全国的纸币的制造和发行。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提升费震为户部侍郎、户部尚书，负责制定丞相以下官员的工资制度。最后，病死于湖广布政使任上，也就相当于湖南省省长，那时候还没有巡抚，一省当中最大的官就是布政使。

朱元璋对官员狠，这是因为他害怕百姓造反，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怕，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朱元璋之所以造反就是因为家里穷，赶上了自然灾害，最终借着“元末农民大起义”。所以，朱元璋对“饿”、对自然灾害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害怕。因此，他对于贪官污吏恨得咬牙切齿。

李世民说出了“舟水关系”成为一代明君，朱元璋不用说，因为他本身就是“舟水合一”。因为怕，所以朱元璋才会做出，两千年里首倡乃至绝唱了一件事情：无论灾难发生在何时，皆可报灾。他还经常处罚救灾中不力、贪赃枉法的官员，极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竟然开辟了连今天都难以做到的：救灾政务公开制!

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在封建社会朱元璋对于官员的处罚极为严厉，然而，在费震的处理上我们却看到了朱元璋的另外一面。对于真正干事的人，他不但不会严惩，反而会将功折罪大大提拔。

洪武年间，朱元璋杀的官员、王侯何止千名。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正是因为朱元璋对官员、对功臣这么狠，才使得刚刚经历“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明朝能够存活下来。

然而，朱元璋对老百姓的“怕”却没有被后世的君王继承!不能不说，一国之君，若无对百姓的“怕”，其江山必然会出现问题。正是因为后世的皇帝们不“怕”百姓了，开始和官员玩“制衡”了，由此，天下民心才会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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