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缓和与孙权的矛盾，提出将荆州的长沙、江夏和桂阳三郡还给东吴，同时请孙权出兵合肥，以消除曹操对益州的威胁。依计而行，派伊籍来到江东面见孙权。

得到了荆州三郡，令孙权喜出望外。他随即下令鲁肃收取长沙三郡，命吕蒙、甘宁、凌统等将领在秣陵集结，准备向合肥发动攻势。吕蒙向孙权建议，先攻克朱光把守的皖城，然后再向合肥进攻。孙权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东吴大军在吕蒙的率领下向皖城进军。经过数日激战，终于攻克了该城。按照原定计划，东吴大军又开始向合肥发动攻击。

镇守合肥的张辽正在为丢失皖城而心中烦闷。此时，曹操突然派薛悌送来一个木匣。木匣上写有“贼来乃发”四个字，里面则装着曹操的一封亲笔信。曹操在信中表示，如果孙权攻击合肥，则由张辽和李典两人出战，乐进留守城池。张辽随即与李典和乐进一起商议退敌之策。

李典与张辽不和，对于张辽提出的战术默不作声，乐进也在一旁提出质疑。张辽非常不悦，表示自己将独自一人出城迎战。此刻，李典慨然而起，赞成张辽的决定。三人随即商议，由张辽出城与孙权正面作战，李典引一军埋伏在逍遥津以北。

没过多久，孙权率部来到合肥城下。张辽突然杀出，孙权猝不及防，吴军全线败退。在众将的掩护下，孙权好不容易逃至桥边，却发现桥板已被拆除。危急时刻，孙权纵马飞渡，终于惊险地到达对岸。

小说中提到的此次逍遥津之战，在历史上确有发生。不过，小说却将两次战斗混为一谈。首先，张辽出城与孙权交战是双方的首次较量，孙权纵马过桥则是另一次的交锋。

按照《三国志》相关传记的记载，此次合肥之战是在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八月爆发的。当时的对阵形势是：孙权总兵力达到十万余众，而以张辽为首的合肥守军仅有七千多人，双方可谓实力悬殊。不过，在双方的首次较量中，张辽竟然以八百勇士大破孙权，给了孙权一个下马威。

张辽为何能取得首战的胜利呢?原因在于张辽打了孙权一个措手不及，趁着孙权立足未稳突然发动攻击，而且进攻的目标直指孙权。这显然是一种不要命的打法。孙权没想到张辽使出这一招杀手锏，准备不足，因此遭遇惨败。客观来说，张辽的这一仗对孙权所造成的损失非常轻微，只是起到了一个鼓舞士气的作用。对于孙权而言，虽然此战失利，但并不影响合肥之战的大局。因此，孙权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向合肥展开了围攻。

那么，此次合肥之战为何以孙权的失利而告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合肥防御工事坚固。经过十余天的较量，东吴大军无法突破守军的顽强防御。最为致命的是，当时在东吴军中传染性疾病开始蔓延，很多将士因患病失去战斗力，这才是孙权下令全军撤退的最主要因素。

如果以这种方式结束合肥之战，对于孙权而言也并不是一场惨败。但是，孙权在撤退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失误，导致满盘皆输。在撤军命令下达后，围攻合肥的东吴各路大军开始撤退。作为全军统帅的孙权却久久滞留在逍遥津北岸，未能及时渡河，身边也仅有一千多名将士。一直在合肥城头查看敌情的张辽终于发现了这一难得的战机，立即与乐进一起率领一支精锐骑兵向这支孤悬于逍遥津北岸的东吴大军发动猛攻。

此时，孙权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也没有布置相应的防御工事。因此，突然发现敌军出现在面前，孙权大惊，一边下令将士奋力抵抗，一边派人渡河，让南岸的吴军渡河回援。不过，张辽的攻势越来越猛，孙权身边的将士伤亡惨重。

在这关键时刻，猛将甘宁和凌统的拼死抵挡终于让孙权有了逃命的机会。甘宁掩护孙权后撤，凌统则率领三百将士拼死挡住曹军。孙权的随从谷利狠狠抽打孙权的坐骑。孙权骑马越过仅剩几块木板的浮桥到达南岸，终于脱离战场，但负责阻击的吴军伤亡惨重，凌统属下的三百将士全部阵亡，凌统本人也身负重伤。

以十万之众的兵力败给了七千守军，这是孙权军旅生涯中最为惨重的失利。孙权失利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大意。如果孙权在不贸然来到前线，就不会出现被张辽七百人击败的情形;如果早点渡过逍遥津，也就不会有被张辽追杀的惨状出现。

除了大意之外，疾病的蔓延也是孙权失利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数年前的赤壁之战一样，实力占明显优势的一方遭疾病影响，丧失了大部战斗力;兵力占绝对劣势的一方以逸待劳，等待对方出错，然后发动致命一击。赤壁之战如此，合肥之战亦是如此。只不过小说只是突出了张辽的勇猛和孙权的失误，却故意没有介绍当时吴军疾病盛行的情况。故此，这一事实不为后人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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