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去世后的短短1个多月中，享受了过山车般的待遇，先是被追尊为大清的“成宗义皇帝”，后却因“潜置龙袍于棺内”，被人控告谋逆，不仅被剥夺了包括“义皇帝”在内的一切封典，还被掘墓毁棺。以中国传统观念来看，可谓死后不得安宁。

顺治给多尔衮的行为定性为“大逆”，基本上算是官方对他的盖棺定论，然而对多尔衮此人的争议一直存在。比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有官员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劳，意图为其平反，在当时遭到了清朝官方的打压。

由于对多尔衮功过的争议比较大，所以长期以来，清朝官方的做法都是尊重顺治朝的历史定论，康熙、雍正两位皇帝，都没有去触碰这个敏感问题。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才旧事重提，要为多尔衮的“历史冤案”翻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当时已经68岁的乾隆皇帝下诏：

“命追复睿亲王封爵。……并予配享。……朕以为应加恩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并令补继袭封。照亲王园寝制度，修其茔墓，仍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原传尚有未经详叙者，并交国史馆，恭照实录所载，敬谨辑录，添补宗室王公功绩传，用昭彰阐宗勋至意。”

乾隆这道诏书，虽然没有诏复多尔衮的义皇帝身份，但恢复了他睿亲王的封爵，并按照惯例赐予谥号，而且这个谥号叫“忠”，听起来还有些打顺治皇帝的脸。而乾隆为多尔衮翻案的理由，主要有下面这三条。

第一，还是功劳的问题。“当开国时，(多尔衮)首先统众入关，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奉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以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这样一位对清朝有开创之功的人，死后没有封赏，搞得这么寒碜，非待功臣之道，会令人寒心。

第二，多尔衮生前从未有过叛逆迹象。顺治指出所谓多尔衮叛逆的证据，无非是私自往棺木里塞了件龙袍。如果多尔衮真的想反，生前有的是机会，可恰恰相反，有人劝多尔衮自己上位时，多尔衮从来不理睬，还说：“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把辅佐顺治当成自己的使命。这也是乾隆补授多尔衮谥号为“忠”的原因。

第三，乾隆认为给多尔衮定罪，不是顺治的本意，而是受到了奸臣的蛊惑。乾隆说：“其时我世祖章皇帝，实尚在冲龄，未尝亲政也。”这句话有点倚老卖老的意思。虽然顺治是他曾祖父，但乾隆觉得当时顺治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做的决定有些不理性的因素在里面，所以乾隆才要拨乱反正，恢复多尔衮的名誉。

在传统观念中，臣议君，子议父，是比较容易犯忌讳的。擅自推翻前任皇帝的决定，有不忠不孝的嫌疑，所以康熙和雍正都没敢去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乾隆要去给多尔衮翻案呢?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远稳定发展。

所谓乱世用兵，盛世修史，乾隆中期正是清朝国力最鼎盛的时候。此时对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总结评价，既是时代的任务，也是历史的机遇。若不趁此机会解决好这些问题，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出现混乱，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比如清朝为满人立国，“蛮夷”是否有资格统治华夏?乾隆修了《四库全书》，旨在证明满人不是蛮夷，同样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者。比如明末时为大明守节和投降清朝的大臣，应当如何评价?乾隆又命人修撰了《贰臣传》，来缓和满汉矛盾，加强团结。

既然乾隆要重新对许多和事件重新评价，把历史的解释权牢牢握在手中，好让大家不要再纠结这些历史问题，统一思想向前看，那么多尔衮的定评便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所以乾隆才不惜当了一回顺治的“不肖子孙”，重新对睿亲王多尔衮的一生功过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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