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郭嵩焘自小相识，感情深厚，可之后的为官生涯里。因为观念的冲突，两人数次交恶，甚至十数年不相往来。

左宗棠的价值原则是“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而郭嵩焘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了，至少他坚持认为，“私有时大于公，情有时大于法”。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也是近代走出中国看世界第一人，飘逸高远的郭嵩焘，他的思想力、眼界，百年内没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跟上。

但他确实如左宗棠所说，不是做巡抚的料。这一点也看出来了，他说郭嵩焘“乃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郭嵩焘著书立说是天才，处理官场关系、搞军事、政治斗争，是庸才。

同是，左宗棠是“军事家加政治家”型，而郭嵩焘则是“书生加思想家”型。形象地说，左宗棠是一只老鹰，郭嵩焘是一只鸽子。

郭嵩焘艺术家气质很浓。他情感十分细腻，对外界非常敏感，情绪起伏非常剧烈，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如他的字“筠仙”，仙风道骨。他与“燕颔虎颈”的农夫一样的蛮牛左宗棠站到一起，差异感立刻就出来了。

在国家利益面前，试图要左宗棠以亲家、乡亲、老朋友的关系，为自己网开一面，来帮自己说话，今人也很难接受。这不就是“官官相护”吗?官场搞人际关系网，重私不重公，对人不对事，老百姓深受其害。

拿公共权力做私人交易，比腐败还可恶、可怕。如果权力来自于上级或某个人，就只需对上级或某个人负责，需要感恩并回报，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无疑完全背道而驰。孟子说：“民心所向，天必应之”， 民意即天意，统治者权力来自于民。

与郭嵩焘“思想上的理想主义”同类，左宗棠有“公大于私，法大于情”的理想主义毛病。不错，郭嵩焘并不适合做巡抚，他行动力跟不上思想力，弄得左宗棠打仗很被动。但毕竟郭嵩焘对左宗棠有“既救命，又保荐工作”的恩，如果左宗棠对郭嵩焘也完全按原则来，那么人情就完全被原则葬送了。

关键还有，郭嵩焘当年如果不是出于人情考虑，而完全本于国家理性，按照原则办事，他可以不闻不问，左宗棠可能早就没命了。左宗棠毕竟生活在“情大于法”的社会，原则性与灵活性把握失当，他的变通能力在这里欠缺。

左宗棠值得称道的，是客观但不绝情。他回长沙时主动请见比他小6岁的郭嵩焘，当然有登门道歉的意思，自己的脾气是差了点，也不是低不下头。

但郭嵩焘又不这么想：你现在拜相封侯，衣锦还乡;我出使英法归来，正被全民喊打。勉强见面后，郭嵩焘心里一直不舒服，他逢人笑话左宗棠现在人模人样。毕竟郭嵩焘进士出身，而左宗棠只是个举人。他从与人嘲笑左宗棠中，找到一点心理平衡。这种文艺腔、书生意气，可以一笑而过。

左宗棠并不是不懂还人情，他拒绝在国事上还，坚持私情用私人方式还。当年因樊燮事件卷入“生死门”， 潘祖荫救了自己一命。做陕甘总督时，左宗棠送他3000年前周康王时的文物“大盂鼎”一对。这事曾轰动中国，潘家藏有宝鼎的消息不胫而走，求见大鼎及求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或诱以重金，或企图强取豪夺。

左宗棠做得过分的地方，是一直没有还郭嵩焘人情。或许他认为，两人关系太近了，多年老友，又是同乡，还是亲家，相互还在攀比、较劲，谁也不愿意低头认输，不用还这个世俗的人情。偏偏郭嵩焘又很看重。左宗棠的心胸并不比郭嵩焘宽广到哪里去，也难怪重情的郭嵩焘耿耿于怀，至死还在惦记。

通过左宗棠与郭嵩焘这种奇特关系，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得罪朋友，因个性刚直，不隐恶伪善，又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这将人情化中国丑陋的一面，不留情面地撕开，叫当事人情何以堪!

在历史的当时，这算是不近人情;百年后再看，以个性立世，坚持“公大于私，法大于情”，也正是左宗棠的伟大之处。

左宗棠在事业上坚持现实主义，人情上相信理想主义;郭嵩焘则是人情上的现实主义，事业上的理想主义。这种观念的差异，成为了两人交恶的根源。

本文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