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文公即位不久，即着手于都邑东迁问题。旧都西垂，是嬴秦在西方建邦立业、繁衍生息的桑梓之地，若干世纪以来，嬴秦为开拓、保卫西垂付出过惨重代价;从山川形势、生态环境和交通位置诸方面说，西垂地区宜农宜畜，物产丰饶，也的确具备部族活动中心的优越条件。然而，那里毕竟只是陇南山谷中的一片带状小盆地。东面是险峻的秦岭，西面是绵亘的岷山，北有陇坻之阻，南临巴蜀之僻。

当西周王朝煌然尊处关中的时候，作为臣服于王室的一个小属邦和中央王朝维系与西方诸戎交往的一条纽带，在其活动范围只能局限在陇山以西的那种政治格局下，西垂作为都邑是十分理想的。但当西周王朝灭亡，王室被迫东迁，嬴秦上升为诸侯国，西北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面对王室东迁后的权力真空，嬴秦领导集团萌生与列国并驾齐驱的强烈意念，在这种背景下，西汉水上游那片小小的河谷盆地，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秦人要面向东方，要掌握更加肥沃、繁庶的八百里秦川，取代周人的位置，迁都关中是必走的一着棋。

关于秦文公的迁都，《史记·秦本纪》记叙比较质朴，说他即位的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似乎文公在打猎过程中，偶然来到汧渭之会，忽萌迁都之念。事实当然不会这么简单，迁都这类大事绝不会是临时心血来潮作出的决定。秦文公的东猎，其实是一次长途跋涉的武装考察。

秦文公带领一支700人的军队，行程历时1年，这是一次目标很明确的行动，而非通常意义的狩猎。这一点，我们从文公到达汧渭之会时的感慨也能悟出。他说“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表明他很清楚非子被封于汧渭间的那段历史。他其实就是在狩猎的名义下，东越陇山寻找先祖受封之地的。他抒发了一通回归先祖发迹故址的思古幽情后，随即便占卜、选址、施工，营造了一座新的国都。选择考察新都邑，是文公东猎的真正目的;而且，其考察已先有意向在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措。

秦文公所都之汧邑，是否即当年非子所封之秦邑?这是个有待新考古发现解决的问题。从文公在汧渭之会卜邑营居时说的那番话可知，汧邑的位置即非当年秦邑故址，也应在距其不远处。许多学者认为，汧邑地望可能在今陕西陇县的磨儿塬附近。

20世纪80年代，在那一带发现过一座春秋时期的故城遗址，尚有夯土及城墙残迹存留;附近还发现范围较大的春秋秦墓区，其中贵族墓葬甚多;该地区解放前即曾引起过世人的关注，因为曾多次出土过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学者们的推断合理有据，可从。这一地区背依陇坻，只能算是关中平原的西部边缘，更确切地说，是控制陇道的关口。立足于此，如形势不利，可随时登陇西归故土。由此可以看出，文公的东向发展是何等小心翼翼，他采取的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略，还不敢直入关中核心地区。

文公选择汧地建新都的重要理由是那里曾是先祖非子的受封地，但从当时的情势上说，更大程度是出于军事战略上的谨慎，具有一定的试探性。

秦文公迁都这步棋走得非常成功，秦国终于在陇山以东站稳了脚跟，并且保持了后方腹地的稳定。此后秦之国势逐步向东扩拓，较顺利地取得了西方大国的地位。再过四年，秦国第一次设立灭三族之罪，父祖，母族，妻族，显然也是学习周文明的结果。任命史官，完善法令，这些变化表明，秦国在秦文公的领导下，一方面在积极争取经济进步，由相对后进的游牧经济过渡到相对先进的农业文明，同时也在积极争取文化上的进步，并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所以他死后，得到秦文公这个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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