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当中，人口一直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也是统治者最为重视的领域。根据史料记载，在明以前人口规模始终存在一个瓶颈，即使是文景之治下的汉朝与下的唐朝人口依旧在六千万左右，迟迟没有超过这个数值。明朝以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海内承平，人口数量激增，峰值时达到一亿多。然而与清朝相比，明朝的人口规模仍然十分有限。

根据《明实录》记载，明朝在天启三年(1623)时有51655459 人，在崇祯执政以后，随着连年的战乱以及天灾人祸，人口数量继续锐减。明末时，有许多百姓为躲避沉重的赋税或揭竿而起，或流落山林，并没有被记录在户籍里，所以明末人口可能不止五千万。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口锐减是必然的，学者易中天认为，明末的人口在六千万左右，大部分学者普遍认为明末的实际人口数量不会超过一亿。可是清朝建立以后，人口规模迅速激增，至道光十四年(1834)时突破四亿，而这时距离明末还不到两百年。从不到一亿到突破四亿，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清朝人口增长如此迅速?

高产量农作物的引进，是清朝人口激增的现实基础。随着来临，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美洲的高产量农作物玉米通过南洋商人进入中国土地。同时期还有土豆、红薯等许多作物来到中国，并广泛种植在中国各地。这些作物易种植，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依旧有较为可观的收成，种在肥沃的土地上收成更是普通作物的数倍，这为清朝人口增长提供了粮食保障。

除玉米、土豆等高产量作物的引进以外，清朝人口规模扩大还要得益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人口锐减，清朝入关以后，许多人死于战乱以及屠杀，人口规模进一步缩小。不过清朝在度过初期以后，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战事。即使清朝在北方常年用兵，但战场主要位于北方草原，中原没有被战火波及。而且在战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地都成为清朝疆域。

在对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上，清朝实施“改土归流”，缓和了中央与西南土司的矛盾，同时进一步扩大了人口可以活动的面积。在西北等边远地区，清朝先是进行大规模移民，在土地面积日益紧张以后，清朝则不断开垦荒地。台湾问题解决以后，清朝重新利用沿海地区，围海造田，耕地面积增多。尽管这些扩大耕地的政策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存在弊处，不过它们对于扩大人口规模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清朝时科技与医学水平的进步，也是人口规模扩大的重要保证。在古代，传染性的疾病往往意味着灾难。三国时期，瘟疫频发，曹植就在《说疫气》里描述道：“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晋书.食货志》记载：“永嘉年间，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明朝时疫病情况更加严重，尤其是崇祯继位以后，瘟疫频发，《明史纪事本末》中记载：“崇祯十六年八月，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清初时，疫情依旧严重，但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西医，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比如在隆庆年间，清朝发现可以抵御天花的人痘接种法，并开始大规模普及，死在天花等传染病下的人数大幅下降。

在明朝末年时，小冰河时期来临，全世界都陷入严寒当中。同时期的欧洲发生粮食危机，日本不断发生民变，明朝则频发自然灾害，世界人口数量都在这一时期锐减。然而在清朝建立以后，小冰河时代却随之结束，万物开始复苏，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极其适宜农业耕种。而清朝统治者亦抓住机会，在这一时期改革赋税制度，先是继承明朝的“一条鞭法”，随后康熙宣称“圣世滋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清政府采取“摊丁入亩”、“地丁合一”的方法，一体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清朝的税制改革减轻了少地农民的负担，抑制了土地兼并，解放了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百姓自然敢于多生，也有能力多生，于是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同时，清朝还实行了种族隔离政策，加强了对于地方的控制。清朝实行保甲法，将势力延伸到乡村。在民族政策上，统治者则实行种族隔离，设立满族聚居区与汉族聚居区，在蒙古实行盟旗制度，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东南沿海地区则实行海禁。这些政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贻害无穷，但在客观上则有利于减少战乱，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了人口数量的增长。

清朝人口规模的扩大，得益于清政府适宜的政策以及时代背景，正是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会诞生出清朝的人口奇迹。而清朝的人口政策与人口规模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它奠定了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的基础。

参考资料：

《说疫气》 曹植

《晋书.食货志》

《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

本文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