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对中国人而言，是屈辱的一个世纪。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短短50年间，大清的首都就被外人不费吹灰之力攻破了两次。

在中国的历史上，都城失陷，那是要改朝换代的大事。但洋人志不在统治中国，且列强之间有颇多利益上的龃龉，所以北京两次失陷，清朝都只赔款割地而没有亡国。这也导致朝堂之上，许多在位者不但不反省己过，反而沾沾自喜，说大清有“水德”，与洋人不相冲云云。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点之外，两次对外战争还有许多相似之处。清朝的统治者一开始都坚决主战，誓要与洋人拼个你死我活。但阵前失利，敌军进犯京师后，又开始惊慌失措，不顾宗庙陵寝，弃都逃跑。待到洋人在北京城大肆劫掠一番后，再签订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屈辱求和。

并且巧合的是，虽然清朝规定后宫不得干政，但两次皇帝要弃都逃亡时，都有一个妃子跑出来，建议皇帝留在北京。

在八国联军进犯时，进谏的是珍妃，后来被以抗旨为由，扔进了井里。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皇帝准备逃到时，出言劝阻的则是懿贵妃。且这懿贵妃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垂帘听政、权倾天下的慈禧太后。

关于慈禧劝阻咸丰的记载，出自吴可读《罔极篇》。吴可读曾为清朝言官，最终为立嗣一事尸谏慈禧而自杀，乃一正直果敢之人，其记述或有可采信之处。他在笔记中记录当时事件道：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恐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蹋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若此记载为真，那么慈禧作为一个妇人，对咸丰既能用宗庙陵寝来动之以情，又能用昔年西周东迁的典故来晓之以理，是非常难得的，简直可以用忠君爱国来形容。可惜她的老公咸丰皇帝保命要紧，并未听从慈禧的劝告，开了大清建国以来皇帝弃都逃跑的先例。

那么，慈禧作为亲历了两次弃都事件的人，为何前一次力主留京，后一次却坚决主张逃跑呢?这主要与两次事件中形势的差异，以及她自己立场的变化有关。

当年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时，她是咸丰皇帝的一个贵妃。咸丰登基，宗室的几个兄弟并不心服，又刚好遇上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不断。此时咸丰若离京，让能力出众的奕訢去与洋人议和，恐生变故。因此她宁愿让咸丰冒一些险，也要留在京城主持大局，防止皇室间再生内乱。

到后来八国联军进犯，慈禧已经是掌握着大清最高权力的人物，且她还被洋人认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战犯。当矛头指向自己时，慈禧就不愿意再冒这个险了。同时她也不愿意自己逃跑，让光绪留下，以免光绪脱离自己的控制，重新夺回政权。

而从珍妃提出光绪留京的建议来看，她也是一个和慈禧同样有见识、有野心的人。对想要独揽大权的慈禧而言，是不允许这样的人存在于光绪身边的。因此这懿妃和珍妃虽然经历相似，性格也有所相仿，但时势不同，二人命运即截然相反，实在有值得令人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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