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盛世是怎么开始的?为何英宗继位迅速走了下坡路?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导读：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五大盛世，它们依次是：西汉“文景之治”、唐朝“”、唐朝“开元盛世”、明朝“仁宣之治”、清朝“康乾盛世”，这五个时期即是这四个朝代的鼎盛时期。那么相反，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看，盛世即意味着这个朝代的国力自这个时期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或者是朝代的衰败即从这个盛世末期就开始有了征兆。当然唐朝是个例外，因为中途出现了“武后代唐”这一特殊时期。

明朝的盛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自从朱元璋时期，经过他的励精图治，一直到明宣宗末期，这一段时间都是明朝的盛世，而之所以有了仁宣盛世，是因为这个时期是明朝的最鼎盛时期。但是凡事都有盛极而衰的现象，一个朝代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仁宣二帝在洪永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政策做了一些改制，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有些方面的改制恰恰为后来社会不安定埋下了伏笔。

仁宣之治下的明朝盛世现象

一、内阁制度的完善与过于扩大阁臣权利

明朝的内阁制度正式形成于永乐时期，在这一时期内阁大臣有了处理政务的权力。其实早在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因为政务处理需要，就仿造宋朝的制度，设置殿阁大学士帮助他参谋政务，但是此时这些阁臣只是以秘书的形式辅助朱元璋，是没有实权的，这一方式一直延续到永乐初期。朱棣当皇帝后，因为既要领军打仗，又要处理国家政务，是在分身乏术，最后就在朱元璋殿阁大学士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内阁。至此明朝内阁制度正式形成，只是这时，阁臣职位级别只有五品。

洪武时期的殿阁大学士

到了仁宗继位后，他一是为了回报帮他登上皇位的大臣;二是让阁臣在朝堂上更有威信，于是就让阁臣各自兼任一个二品或三品官衔。另外，个别阁臣还会加三孤头衔(少师、少傅、少保，都是从一品)，这一时期是明朝阁臣最位高权重的时期，后来的宣宗也继续采用。不仅如此，到了宣宗时期，又给内阁阁臣了一个更大的权利——票拟。至此，明朝虽然在名义上废除了丞相一职，但是经过仁宣二帝的改制，反而让阁臣的权利更高于前朝的相权，而且人数也又两人(正副丞相)增加到了七人(内阁一般为七人编制)。

内阁权利过大在仁宣二帝时期还没有显现副作用，这是因为他二人都是贤明勤政的皇帝，而大臣也都是守正有礼的臣子。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皇帝一个赛一个的懒政，这些皇帝为了维护皇权，就不得不重用宦官压制文臣，因此后来宦官专权时有发生，成为明朝衰败的原因之一。

仁宣时期加强阁臣地位和权利

二、广开言路致使言官胡乱进言

仁宣二帝鉴于洪永时期的严苛铁律对百官和百姓过于严格，就采用宽松治国的方式，而这一体现就是广开言路。在洪武、永年时期，因为两位皇帝都是搞“一言堂”的主，平常不找官员的麻烦就很不错了，所以百官自然也不敢随便说皇帝的不是。而到了仁宣时期，他们则发扬了李世民纳百官之言的优良传统，不管是谁、不管品级都多低，都可以向皇帝直接进言。因此从这开始，言官们就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事实证明，这些言官都是吃饱了没事干的角色，他们的谏言并不能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提供参考，反而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仁宗多娶了两个老婆，言官就说他好色;宣宗在闲暇之余斗了两次蛐蛐，言官就给他起了个“蛐蛐皇帝”的外号。可见广开言路也是要分进言对象的，仁宣二帝作为贤明的皇帝自然不会和言官们一般计较，但是后来的皇帝为了避免言官喷自己口水，就会主动挑起文官之间互相掐架，也就是党争。所以仁宣二帝做梦也没想到，广开言路会引起这样一个祸端。

明宣宗因为个人爱好被言官骂

三、长期的臣僚宴乐造成吏治腐败

不得不承认，仁宣二帝的各种改制和为政方针，确实让明王朝的国力更上一层楼。但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上至皇帝、下至臣僚，都渐渐沉浸在这一歌舞升平现象中，从而放松了对地方官员的治理。恰逢这一时期一改洪永的严苛治吏方式，使得地方官员贪污现象十分严重。

比如：“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这是说，洪武时期对那些开垦了荒地的农民不征收赋税，而到了宣宗时期，地方官吏则不再维持这一政策，而是所有土地，包括洼地池塘盐碱地不能生产粮食的，都统统计入赋税之列，而那些违规收取的赋税则都进入了官员私囊。不仅如此，在宣宗时期北方各地多次发生洪灾和旱灾，朝廷就会立刻下发免费赈灾粮食，但是到了地方官员手中，则成了暂时借给难民，之后还需要难民还给当地政府。还有在土地所有权方面，原本按照洪武时期的政策，百姓开垦的荒地属于自己所有，但是宣宗时期，地方官偏偏要把土地收为政府所有，然后再重新给农民分配减量的土地，而剩下的土地则被地主和官员兼并。

宣宗时期的流民祸患最后危及明王朝

在这样的情况下，山西、山东、北直隶地区年年都会出现不少的流民，他们逃亡他乡不仅带走了当地的劳动力，而且也对其他地区的治安造成不稳定影响。所以说，明朝的流民现象就是始于仁宣时期。

四、内迁开平卫使得长城成为北方防御的直接屏障

仁宣二帝都是以文治国的君主，所以他们不奢求在疆域扩充上有多大的做为，只求边界安稳，为达这一目的甚至不惜放弃一些不必要的固有领土。在宣宗五年，经过朝廷的多次商议，最终决定放弃对开平地区的直接控制权，将开平卫内迁到独石堡。这样做的影响就是，完成了以长城为北方主要防御体系的架构，而且也是唯一的、直接的屏障;同时也失去了包括龙岗、滦河在内的险地三百余里。这一做法对明朝中后期防御北方游牧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后来瓦刺在绕过宣府后，就轻而易举的来到了北京城下。

明长城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以上说的这些军政改制和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危机，虽然在当时没有触发，绝大部分原因是皇帝和大臣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是皇帝终究会驾崩的、大臣终究会退休的，如果继任者不能继续缓和矛盾，那么这些危机就会一触而发。所以在英宗继位后，明朝的国力就快速的走向了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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