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曹魏，名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令权臣“闻而恶之”，而被杀害。北魏时代的“国史之狱”更是牵连人数不可胜数数。而到了清朝，“”更是到了历史上的顶峰，但是，到了嘉庆时期，改变了康熙到乾隆朝的文字狱政策，从此，古代文字狱基本结束。之所以嘉庆朝文字狱终结和一个人有关，那就是他的老师——朱珪。

朱珪，字石君，号南厓，晚号盘陀老人，顺天府大兴籍，少而敏文，17岁乾隆十二年(1747)便中举，当时的主考官是阿桂父亲阿克敦，文采出众(清代，满族人无需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选拔就可以通过侍卫等方式做官。不过有些满族大臣倒确实是有学问的，阿克敦就是其中一位，认为阿克敦“学问优”，曾把他提拔为侍讲学士)，称赞朱珪道：“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师安溪李文贞公(指其老师，名臣李光地)。”第二年，即乾隆十三年(1748)朱珪中进士，也得到了的父亲刘统勋之称赞：“子诗文已成家，留心经济，必成伟人。”乾隆帝更是评价：“纪、翁文士，未足与数，朱珪不惟文好，品亦端方。”也就是说，乾隆帝“吐槽”了纪昀、翁方纲等不过是普通的善文之士，品行有缺，而朱珪不仅文采好，更为重要的是人品高尚。

朱珪还有一个哥哥朱筠，字竹君，一字美叔，号笥河，由于兄弟情深，又曾同官翰林，时人就将这二兄弟与宋代的苏轼、苏辙二兄弟相提并论，合称为 “二朱”，或称“大兴二朱”，成为一段佳话。

古代知识分子，讲三不朽，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谓：“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朱珪在这三方面均有建树。

朱珪兄弟二人是乾嘉时期学术界的重要领袖，而乾嘉学派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最后一个高峰，乾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提出了“经世致用”的理念，所以，乾嘉学者力纠宋明理学空谈之风，通过对古典文献的考证、训诂、校勘、辑佚(指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行为)、辨伪等，对中国传统学术作了梳理和总结。乾隆年间，纂修的《四库全书》，就是乾嘉时期学术文化繁盛的重要标志。尽管《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夹杂着一些消极因素，但其采集、校阅、辑佚凝聚了当时众多学者的心血，起到了对当时学术的总结、整理作用。

而“大兴二朱”作为当时的大儒，对《四库全书》的成书均有功劳，朱筠对《四库全书》的纂修有提倡之功，还提出了“旧本抄本，尤当急搜也”、“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著录、校雠，当并重也”、“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四条建议。而朱珪在山西任地方官时，也有“采办”图书之功。并且朱珪学问精醇，诗文清雅，阮元(清代著名学者、官员，被后人尊为一代文宗，也是朱珪门生)盛赞其诗“闳中肆外，才力之大无所不举，且直吐胸臆，真情至性勃勃动人，未尝求肖于流派，而自观者衡量之，实于杜陵、昌黎为尤近”，修纂《四库全书》的大臣，也多是朱珪老师、朋友、门生。而朱珪本人也有《知足斋集》等作品。从古代对知识分子的立言角度的要求上说，他本人是符合的。

朱珪在乾嘉两朝，担任过福建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要职，《清史稿》记载其无论身处地方，还是处于中央，都做到了公正廉洁，颇有政绩。朱珪担任地方官时，就注意发展生产，如其在山西时，“免土默特蒙古私垦罪，以所垦牧地三千餘顷，许附近兵民认耕纳租，岁六千余两，増官兵公费; 又太仆寺牧地苦寒，改征折色，以便民除弊; 皆下部议行。”

朱珪在治理自然灾害时也尽心尽力，深得百姓爱戴，其两次担任安徽巡抚时，都遇上皖北水灾，朱珪“驰驿往赈，携仆数人，与村民同舟渡，赈宿州、泗州、砀山、灵壁、五河、盱眙余灾，轻者贷以粮种。筑决堤，展春赈，并躬莅其事，民无流亡”(今日网络上所谓清官无能论、影视剧和珅的“救民先救官”等皆可以休矣)。

朱珪担任中央官员时坚持减轻百姓负担，每有官吏提出增加一些苛捐杂税，他就极力反对，表示曰: “国家正供有常经，名实关体要。于名不正，实必伤，断不可行。”从古代对知识分子的立功角度的要求上说，他本人也是符合的。重要的是朱珪担任了很多次各级科举考试的考官，亦有选才之功。下图是上海大学学者邱爽、李小娟整理的《简述朱珪对乾嘉政治学术的影响》：

上文提到，朱珪的文问渊博，品格高尚，得到乾隆皇帝的信任，便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恰巧是美国独立那年)，进入上书房，成为了秘密立储的储君——皇十五子永琰(也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继位后改为颙琰)的老师。虽然当时教授颙琰的老师，除了朱珪外，还有其他人，但论感情，论影响，最深的还是侍讲学士朱珪。这是由于一方面，朱珪学识渊博，品行高尚，为人也比较忠厚，仁慈，在平时教学时，善于从四书五经中阐发仁政爱民的儒家王道思想，这对这位皇子未来执政的理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加上当时年轻的永琰刚刚生母去世(在朱珪成为其老师的前一年)，乾隆为人又性格张扬，又明察秋毫，给永琰带来了巨大的威压(乾隆其实最想立的是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但早夭只好作罢，对于永琰，乾隆皇帝实际上并不满意)，所以，朱珪永琰间的感情更像是父子亲情。

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外放福建学政，临行前，作《五箴》送至永琰藩邸，《五箴》即“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意为教导其要修身养性，以达到儒家所讲求的圣王贤人的理想人格。这五个字，到了永琰继位后，一直都是其座右铭，此后二人常常书信往来或写诗唱和，据学者统计(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曹志敏老师，在《朱珪的理念与嘉庆朝文字狱的终结》一文有所统计)，书信有139件之多。

朱珪一生，都是和珅的政敌，嘉庆元年(1796)正月乾隆帝禅位，永琰继位，是为嘉庆皇帝，但其父弘历(此时年号改，不能以乾隆皇帝相称)继续以太上皇身份控制大权，当时正在任上的朱珪在祝贺嘉庆登基的信中写道：“虽已继承大位，但事事处处皆当小心从事，不可多御政事，能推则推，加强修养，吸取圣祖时期太子立而复废、废而复立的教训(指的是康熙时期废立太子胤礽的事件)，小心翼翼地侍奉太上皇。”嘉庆皇帝知道老师所言皆是忠诚肺腑之言，也是按照此建议，事事谨慎，处处小心，但还是百密一疏。这年七月，弘历本来打算内召朱珪为大学士，嘉庆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有利于缓解他被自己的父亲和父亲宠臣和珅从上下两个方面压制的局面，便写贺诗于朱珪。但不曾料到本是情理之中的诗词，和珅却借题发挥，向太上皇报告，并说这是“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这令太上皇不悦，幸亏有大学士董诰化解，朱珪只是被贬为安微巡抚。联想到后来，嘉庆杀和珅，这也应当是原因之一吧。

朱珪得以返回京城，要等到嘉庆四年(1799)正月，太上皇驾崩，此时嘉庆帝才敢诏令在安徽巡抚任上的老师朱珪进京，朱珪到京城时，嘉庆皇帝亲自到城外迎接，甚至拉着老师朱珪的手，失声痛哭，要知道此时的嘉庆皇帝早已年过不惑，若非真情，岂能如此?嘉庆帝亲政后，在老师的辅佐下，形成了一套用人自己的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年十二月写成的《德才说》一文中：“德与才相为表里，不可析也。盖德蕴于中，才应于外，德为才之体，才为德之用。有德者必有才，而恃才自用者，去德远矣。夫德才全备者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若爱其才，而略其行，是舍本而逐末，贻害匪浅，不可不慎。”

更为重要的是，朱珪宽仁治国的思想影响了嘉庆帝，如天理教徒林清攻打紫禁城，“骈戮百余人，上恻然哀悯，命有司于菜市口筑坛超度，犹秉文正(指朱珪的谥号)之教也。”这也促使了嘉庆帝对于文字狱的终结，朱珪曾进言：“诗文之诋谤本朝者，正如桀犬狂吠。圣人大公无私，何所不容，禁之，则秘藏愈甚。”所以，嘉庆朝，只有洪亮吉一案“文字狱”，而且这一案，也是由于洪亮吉为人张扬(曾骂过提拔他的朱珪)，所上的《极言时政启》更是过于直接，终引得杀身之祸，后虽逃过一劫，但被发配伊犁。

朱珪一心为公，立劝嘉庆帝赦免洪亮吉，嘉庆帝再次阅读洪亮吉的《极言时政启》，认为其针砭时弊，便在仅仅百日，就朱笔亲书谕旨，宣布洪亮吉立即释放回藉，还将洪亮吉原书特加宣示，并装潢成卷，常置座右，使朝廷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洪亮吉事件之后，盛行于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彻底结束了。这可以说朱珪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广济天下之功，也符合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德。

朱珪去世后，嘉庆皇帝亲自去老师家里吊唁，看到其家徒四壁，只有一床破旧的棉被、一些圣贤书籍等物品，没有什么财物。嘉庆帝见恩师一生过得如此清贫，难掩心中的悲伤，放声大哭。同时下诏：“挂自为师傅，凡所陈说，无非唐虞三代之言，稍涉时趋者不出诸口，启沃至多。揆诸谥法，足当‘正’字而无愧，特谥文正。”嘉庆还亲自去老师坟前祭奠，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祭奠一个非皇室的汉族大臣，实属罕见。《郎潜纪闻二笔·卷十六》也记载“仁宗批勤敏谢恩折云：‘朱锡爵(朱珪之侄)才胜于德，汝应念石君师傅之旧恩，时加训戒，毋忽。’并令转谕知锡爵，令其回奏。御笔于石君二字上空一格，圣天子之尊师念旧，历久不渝，有谕教之责者，宜何如扪心自效与?”皇帝称呼大臣，即使是老师，也可以直呼其名，毕竟有君父臣子的名分，嘉庆皇帝称呼老师，不仅只称字，不称名，还在石君二字上空一格，可见感情之深。

到了今日，萧山蜀山街道黄阁河村，仍生存着几户朱姓后代，据说就是朱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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