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代初，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比利时的教育当局向下属的学校发放了同一内容的问卷，要求学生填写，内容是有关他们头发、眼睛和皮肤的颜色。问卷的说明是，近些年来，印欧人种或者雅利安人种纯洁性的观点受到了质疑，有人说这个起源于亚洲的人种早已和欧洲本土的人种混合了。纯种印欧或者雅利安人应该是金发、蓝眼睛、淡肤色、长头颅，而欧洲土著的发色和肤色都偏深，头颅也较短。调查的目的是，用这些被认为是纯种雅利安人的地区得出的数据看这个挑战是否成立。调查持续了十年，参与调查的跨国学生人数达一千五百万。这样规模的调查统计，即使放在技术条件远为优越的今天，也是一项壮举。

这项调查的缘起和1870-71年的普法战争有关。在那场战争中，普鲁士军队用大炮轰击巴黎城内，造成平民死伤、破坏了巴黎博物馆，另外还焚毁了位于阿尔萨斯的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图书馆。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蒙德·海特法歇认为，这样的暴行纯粹是野蛮人所为。从人类学的角度，这使得他修正了当时流行的西欧人都源于从亚洲高原迁移过来的纯种雅利安人的观点，断言这样野蛮的行径只有欧洲土著才做得出来，所以普鲁士人是欧洲东部原来的土著尤其是芬兰或者斯拉夫-芬兰人的后裔。这些人特别记仇，所以他们的农民中谋杀案特别多。和这些人混杂的结果就是，原来属于雅利安人的德国人蜕化了，变得野蛮了。普鲁士军队对法国文化的破坏，就是半野蛮人对高级文明的嫉妒和仇视。

海特法歇此言一出，法国人类学界立刻有人呼应，认为它“科学地”证明了普鲁士人不属于高级的欧洲人家族，芬兰人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原始人群身上固有的狡诈、暴力和韧性，都在现代的普鲁士人那里复活了。这有点像为自己战败寻找理由：文明人打不过野蛮人。德国舆论反击说，这是法国学者的无知和谎言，挑动种族仇恨。法国人类学家巴罗卡回击说，是德国人首先诉诸“比一般爱国主义更强有力的种族爱国主义，这在德国各族中更为常见。”

德国人类学家起而捍卫自己纯种雅利安人的身份和荣誉。在当时欧洲的种族谱系中，东北欧的芬兰人和东欧的斯拉夫人被认为比北欧和西欧人低劣;此外，南欧的拉丁人种族上也不如他们北边的邻居。德国著名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说，在日耳曼人的东进下，东北欧地区的芬兰人和斯拉夫人早就像“旭日下的积雪那样融化了”。另一个著名的德国体质人类学家鲁道夫·维尔乔，原来以颅骨测量学见长，此时，他也直斥法国人的“恐普症”使得他们把普鲁士人排除出雅利安人种。

为了用事实驳倒法国人对普鲁士人的种族污蔑，普法战争硝烟稍歇，巴斯蒂安和维尔乔就向德国军队统帅部提出，要测量士兵的颅骨，目的是要证明德国人的头颅比法国人长，是纯种的雅利安人。德军统帅部没有同意。他们放弃了测量颅骨，转为其他数据，向德国政府的教育部门提出要求，这就是本文开头那个调查的由来。它不但得到了德国政府的同意，而且奥地利、比利时和瑞士的教育部门也愿意合作，因为这三国自认为和德国人一样属于纯种雅利安人。同时，维尔乔还去芬兰做类似的调查。

1885年，维尔乔向普鲁士科学院通报了“决定性的和令人吃惊”的调查结果：德意志北部地区、包括新兼并进来的易北河东部地区的人种完全符合“金发碧眼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特征。他在芬兰地区的调查也证明，那里的人起码都是金发。这说明德国本土的人种是纯粹的，受它影响的地区的人口也德意志化了。相反，向西部和南部扩张的历史上属于日耳曼人支系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都和当地土著混合了。结论是，以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为主体的德意志国家是血统纯粹的雅利安人。

这场谁是真正的雅利安人的争论，在欧洲范围内都有反响。英国古典语言学者伊萨克·泰勒(以印欧语系为对象的古典语言学一度是确立种族身份的学术依据，后来被颅相学取代)在1890年评论说：德国人和法国人都自称是真正的雅利安人，法国人说真正的雅利安人是短头颅的，以法国境内的法兰克人为代表，是他们“雅利安化”了德国人;德国人则说法兰克人是自己祖先日耳曼人的支系。双方都认为对方是自己祖先在其土地上本土化混杂的结果，所以在种族纯洁性上都比自己低一档。泰勒在讽刺完德法两国后，提出他的假设：比较纯种的雅利安人可能在芬兰人和凯尔特人之间的联系中找到，前者更靠东，离远古时期雅利安人从亚洲迁移过来的路线近，后者是英帝国本土的族群。这样，泰勒就把纯种雅利安人这条线从欧陆划到不列颠群岛那一边去了。

这场有关种族纯洁性的理论混战，各方都标榜自己有“事实基础”和“科学依据”，但背后都是本国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作怪。好在很多学者事后承认，所谓“雅利安”的概念，最多只是一个从古典语言学对印欧语系的研究中推出来的语言学概念，和人种没有关系。维尔乔等人二十年后都承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雅利安人”的种族，欧洲各族的种族谱系远比一个单一的种族来源要复杂。但再过了二、三十年，希特勒又接过了已被抛弃的这套种族神话，动用国家宣传机器把德国人树为纯粹的“金发碧眼白皮肤”的正宗雅利安北欧人种。

一个种族观念强烈的国家，很可能会对国内不同阶级、阶层和地域的关系有类似的偏见。法国历史上一直有本土的高卢人和外来的法兰克人之分，后者被很多种族主义者认为是纯粹的雅利安人，他们的头颅比高卢人长。前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中，前二者被认为是法兰克人，第三等级是高卢人。法国著名的种族主义人类学家拉普热认为，法国大革命就是权力从长头颅金发的高贵者那里转到短头颅深发色的低贱者手上，造成了法国政治动荡的悲剧。在英国，爱尔兰人一直被视为落后、野蛮、从事低等职业而受到英格兰人的歧视，这个偏见一直被带到英国在北美的移民社会中。此外，英国十九世纪城市化产生大量底层人口，集中在贫民窟，为了限制他们人口的繁殖，优生学应运而生。

这个“金发碧眼白皮肤”的大型问卷调查，见列昂·波里雅科夫(Leon Poliakov 1910—1997)的《雅利安神话》(The Aryan Myth，1971)一书。波里雅科夫是出身于俄国的犹太人后裔，先后在意大利和法国生活，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对纳粹种族主义和欧洲反犹主义的研究，是西方学界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雅利安神话》这本书是他视野最开阔、理论意义最重要的作品，今天仍然是这个领域的必读书之一。这本书并非仅以德国和纳粹为对象，而是对以雅利安人神话为极端的人类自我崇拜的种族观念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做一个系统的清理，包括了从英国到俄国的所有欧洲大国。在波里雅科夫看来，寻找一个单一祖先，以生理和外貌的特征来定义国族共同体，以为它比一般的民族主义更有凝聚力，这是人类社会的痼疾，并不以某个特定的理论和运动的成败而决定其存亡。

“优秀品质”是种族和民族特征吗?

当种族主义者说“‘我生于一个优秀种族’，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他的种族具有更好的品格。纳粹吹嘘他们有特殊的种族灵魂，但当他们需要把整个一代人塑造成这样的类型时，他们就根本不相信这个所谓的‘种族灵魂’了：他们费尽心思在学校教育中确保某种课程的地位，强行把具有反纳粹思想的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分开，规定男孩必须加入纳粹青年组织。通过这些手段，他们获得了他们需要的那个品质。但这完全是有计划地精心地训练出来的，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

这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兹·本尼迪克特在1943年出版的《人类诸种族》(The Races of Mankind, 与珍·威尔梯许合作)中的一段话。接下来她又对传说中的“大和民族的优秀品质”做了类似的评论，指出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国家对国民实行了系统的教育和改造，又通过数次战争，把在开国初期被一些西方人形容为是“在花间翩翩飞舞的蝴蝶”的日本人改造成了赳赳武士。但从种族和“血脉”来看，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和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人没什么不同。

和任何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样，种族主义也有逻辑上的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就像上面的事例一样。但这样的矛盾并不会影响它的传播和接受，更不会妨碍它成为某个国家政权的指导思想。人性中非理性的因素和出于利益的考虑是很多人接受自身破绽百出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因。

本尼迪克特师承美国人类学家、文化多元论的创始人佛兰茨·波阿斯，学生是以对太平洋土著民族的研究而知名的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在中国以《菊花与刀》知名，但她关于种族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要更早，影响也更久。1939年她休研究假的时候，正值二战爆发，人类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她写作了《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年出版,成为二战时期美国学界和公众了解这个问题的简明读本。

种族与种族主义问题在本尼迪克特之前在欧美就已经有大量的讨论，但当代种族主义研究在学理和政治正确两方面大概开始于1930年代。“种族”一词早就有了，而“种族主义”概念是纳粹上台后开始流行的。本尼迪克特在书中主要说清楚了种族与种族主义的区别，指出种族概念除了用于描绘外貌特征，没有任何社会、文化和心理的意义，所以社会科学不研究种族，但研究种族主义。她强调种族主义是现代迷信，用来为政治权力和集团利益服务。“种族主义是一种教条，它认为一个族群被自然诅咒，置于遗传性的劣等地位，而另一个被赋予遗传性的优越地位。这种教条认为文明的希望就在于灭绝某些种族，保证其他种族的纯洁。”。

破除种族主义神话的关键，在于否定它构建的种族外貌与内在品质之间的联系。本尼迪克特说:“当一个纳粹分子说‘我是蓝眼睛的雅利安人，而你是非雅利安人’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我是优秀的，你是低劣的’。”科学家应该反驳说：“不错，你头发的颜色比我的淡，你的头颅比我的长，你的个子比我高，你是北欧人种(人类学家称北欧人种而非雅利安人种)，而我的发色比你的深，我的头颅更圆，我没有你高，我是南欧人。但你有什么证据说你比我优秀?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本尼迪克特这本书特别之处是，收集了大量名人学者与种族概念和种族主义有关的言论，在“看他们怎么说”的标题下置于各章结尾处,既避免了将这些言论硬塞进书中，又与读者分享与各章内容有关的历史资料。例如，古哲学家西塞罗告诫说：“千万不要从不列颠去弄奴隶，因为他们的蠢笨使得他们绝对不可能适合雅典家庭的需要。”西塞罗的时代还没有种族的概念，更没有种族主义，但这话把野蛮的“不列颠人”和文明的雅典社会之间的差别本质化了，离种族观念已经很近。在欧洲古典时期，不列颠人的祖先不但也曾经被卖为奴，而且还被视为等而下之的奴隶，对于一个上的贩奴大国和种族优越感强烈的民族，这似乎是一个讽刺。

对文化特色的过分强调

有“文化种族主义”之嫌吗?

很多人对于种族问题有一个误解，好像它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由不同种族的外貌和生理特点决定的，是一望而知的，所以向来如此，比较典型的是对犹太人和非洲裔黑人的种族性看法。乔治·费里德克森(George M. Fredrickson)是美国研究种族主义的著名历史学家，他的《种族主义简史》(Racism: A Short His-tory 2002)在美国学界受到广泛的认可。他告诉读者：种族观念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社会都基本不存在，种族主义更是近代历史的产物。犹太人和黑人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形象都和近现代不一样，根据族裔和生理特征将他们固化为种族性的他者是很晚近的事。

反犹主义在欧洲有久远的历史，根源在于和基督教的冲突。耶稣受到犹太长老的迫害和犹大的出卖，犹太教坚持《旧约》，主流犹太人拒绝皈宗基督教，这些使得他们成为欧洲清一色基督教世界中的异数。而这个异数又和基督教同源，这比异教更让很多基督徒痛恨。费里德克森认为，基于宗教原因的反犹主义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由于基督本人也是犹太人，所以反犹主义难以发展到把犹太人整体本质化为他者的地步;另一方面，犹太人被视为犯下“弑神”原罪的群体，确实受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敌视。但一般来说，教会对犹太人的态度相对温和宽容，只要他们皈依本教就不再视为他者，但底层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态度则更为敌对，中世纪几次暴力反犹事件都是普通基督徒策动的。但直到晚近，反犹主义都没有发展到完全敌对和暴力的地步。

至于非洲黑人，很多人认为对他们的歧视一直和肤色有关，但费里德克森说，早期和中世纪欧洲都缺乏这样的证据。黑色在很多文化中都兼具善恶的含义。一方面它可能象征黑暗、死亡和邪恶，但另一方面教士和修女都穿黑袍。在基督教历史传说中，第一个皈依基督教的非犹太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服务于宫廷的黑人高级太监。中世纪欧洲教会甚至存在过对非洲黑人的亲近感(Negrophilia, 类似于启蒙时期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好感，即Sinophile)，其来由是教会相信一个名为普莱斯特·约翰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基督教国王会帮助基督教抵抗伊斯兰教的扩张(埃塞俄比亚自罗马帝国时就有了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还是最早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种族意义上的反犹主义和对黑人的歧视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现实的权力结构片面地利用和扭曲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把宗教和文化意义上的对立和差别本质化为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特征，从而为完全地排斥和消灭、或者是剥削和利用某个人群制造借口。费里德克森说“区别和权力”是种族主义的两个成分。种族主义“起源于一种‘他者’与‘自我’之间的差别是永久性的和不可沟通的心态。这种差别意识为对族群和种族的他者行使强权提供了理由和借口，而这种强权如果使用在本族群和种族成员的身上则被认为是残忍不义的。”

就犹太人来说，这种权力结构就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后，犹太人跨国离散族群的身份(即民族国家内部的他者)在金融商业和文化等领域占有的一定的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成为很多民族主义者的眼中钉和替罪羊。犹太知识分子的国际主义联系和意识形态倾向更增强了这种敌对性看法。为了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排斥和压制这个非我族类，犹太人的种族性被故意放大和突出了，犹太人被本质化为与民族国家格格不入的外人甚至是邪恶的群体。这时的反犹主义虽然是从原来的宗教冲突发展而来的，但和它关系不大了，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和俄国的排犹暴力都不以宗教为名，对犹太人实行种族灭绝的纳粹更不信奉基督教。他们的反犹主义就成了种族主义。

而对黑人来说，种族主义首先是为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辩护的，其次是为种族隔离和歧视服务的，这些都是现实的权力结构。美国的种族制度严格保护所谓白人的血统，很多白人和黑人奴隶的后代其肤色已经非常淡了，放在另一个社会很可能被认为是“白人”，但在种族隔离下的美国就是“有色人种”，目的是为了限制在现存权力结构中享受“白人”特权的群体的范围。

费里德克森没有提到针对海外华人的种族主义，其实这也是一个合适的事例。在世界范围，华人可以和犹太人以及黑人并列，是典型的离散群体：他们都有明显的外貌特征，有强烈的族群意识，在一些国家至少在历史上都被主流族群视为外人。但和犹太人和黑人一样，对华人的种族主义也不是从华人一开始海外移民就有的，而是随着华人移民数量的增加，所在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各国经济和社会的权力结构产生了冲击，这时候华人的形象就被漫画化地贬低了，本质化为虽然勤劳但却低劣的人种。他们的繁殖还会威胁所在国的人口和秩序，这就是19世纪末“黄祸论”的背景。

所以，种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顺序，是现实的权力关系或者利益诉求在先，观念和理论不但在后，而且是可以根据权力结构作修正的。那种认为种族关系由生理和外貌特征决定的“常识”，不但缺乏历史根据，而且有回避是非之嫌。例如，当提到某个特定种族或族群时，对他们反感的人马上就会指出自己的反应是很自然的，基于对方的生理特征和生活习性而非对他们的社会性歧视。但历史上有太多的事例说明当一个被厌恶和拒绝的群体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的优势后，对他们的那种“自然”的厌恶就会逐渐消失和淡化。当然，一种观念形成以后，它会脱离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一定程度上单独地作为偏见传播，例如很少有犹太人和黑人的社会也会对这些群体产生偏见，不过那不但是传播的问题，而且也会曲折地反映权力和利益冲突。

种族主义通常表现为从外貌、生理和遗传的角度来定义群体和个人的身份以及更内在的东西(群体身份和品质优劣都由外貌一望而知)，这是世界历史上过去常见的。但通过对种族主义的历史考察，费里德克森强调将群体之间的区别本质化，是理解种族主义最关键的因素。据此他指出，对任何因素的过分强调都有将它本质化的危险。在一个已经难以公然用外貌特征来定义个人身份的后种族主义时代，费里德克森认为具有“决定论性质的文化特殊性”可能在实际上替代种族主义的功能。这里的“文化特殊性”不包括任何古典种族主义的生物学特征，而是指宗教、历史、语言和传统等等“文化”因素。

如果一个群体的各种“文化特色”被自己或者他人夸张到了几乎是与生俱来和不可改变的，那么它在实际上就把这个群体变成了异类。费里德克森此书出版于2002年，其中他提到穆斯林有可能被“本质化”的危险，但没有阐发。这个本质化，我的理解应该不但包括“被本质化”也包括“自我本质化”。费里德克森称这种倾向为“文化种族主义”，这是值得当代读者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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