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书生从政的典型。他之参加元朝的科举考试，显然是以之作为进身之阶，希望进入元朝的官场施展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事业。这时，他是将元朝作为自己的“国朝”，在他心中，是没有民族轸域的。因为他出生于元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元初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意识至此已经淡薄。为当朝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然而，刘基一经投身元朝官场，却发现这是一个黑暗腐败、压抑人才的地方。失望之余，他只能家居读书，冷眼向洋，等待机会。朱元璋和他领导的军事集团的崛起，使他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希望。在被征聘之后，他就决心为这个“明主”贡献自己的一生了。与朱元璋一样，他对自己跟随朱元璋所从事的反元斗争，并没有过分强调民族斗争的意义。他之从曾经的元朝官吏转而变成反元的坚定分子，支配自己行动的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古训。而这个古训却与“为一君尽忠到底”的伦理观念相矛盾。对于刘基的由仕元转而反元，社会上肯定有人提出非议。在刘基自己，这大概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以致后来为他写《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的礼部尚书姚夔，也不得不就此为他精心杜撰如下的辩护辞:

……独出处之节，或者以尝仕元为疑，則不可不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负豪杰之才，当元之季，以春秋之学登进士第，累仕累发，其竒輙不合而去，則先生非无意于用世，而世不能用，遂归隠括苍山中，以耕食为乐，盖元氏一遺民耳。及王师下浙西，搜罗人才，先生坚卧不出，亦岂无所见耶。既而吴汉角立东南，中原割据如蜂蚁，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诚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预占于十年之前矣。于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束帛朝临而夕起，一见之頃，首陈天命有在，髙皇帝敬而信之，自谓吾之子房，谋无不用，用无不效，卒成天下大业，厥功伟哉。夫元运去矣，为元氏遗民，犹迟迟不肯轻于他就，及不得已必择真主自辅，运筹决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取于元氏也。先生于此，盖亦审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汤，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圣贤所以汲汲于斯世者，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欤。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于元氏。无愧于元氏，则无愧于出处之节，夫何疑哉?(《诚意伯文集》卷二十《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

其实，无论从民族斗争的角度，还是从反暴政斗争的角度，刘基的“叛元”都不应该受到谴责，而应该得到褒扬。刘基跟定朱元璋以后，即献出自己的全部才智和忠诚。他出奇谋，定筹策，多次协助朱元璋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他参与历法和各种礼乐法规的制定，为新朝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对朱元璋在人事方面的垂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也证明他的知人之明。直到临终还不忘对自己的皇帝尽上最后的忠告。他的谋国之诚，虑事之密，临机之智，运筹之精准，在明初文臣中几乎无出其右。然而，他最后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以被谋杀而寿终正寝。原因何在?

刘基之悲剧结局的成因，既有他自身的失误，更多的是制度所造成，其中包括朱元璋这样的皇帝的思想和性格。

刘基尽管是江南文人集团的领袖，才华横溢，足智多谋，多年为两个皇朝服务，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脱尽书生气质，对官场的黑暗凶险既缺乏透彻的认知，也没有清醒的防范意识。因而对许多问题的处理就显出书呆子习气。你看，在朱元璋征召他的时候，一开始他故意拿架子，没有立即响应。这显然不是明智之举。既然在十年前你就算准了“金陵有王者起”，而今王者已经站在面前，你就应该立即毫不犹豫地趋前礼敬才是，你的矝持，在朱元璋那里留下的肯定不是好印象:“我征召你出来做官，那是看得起你!一个无拳无勇的臭老九，你摆什么架子?”因为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本来就与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刘基的作为就不能不在朱元璋心底播下不信任的种子。这一层，刘基大概至死也没有认识到。

到了朱元璋幕中，刘基自然是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赤诚，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也同时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所以敢于在皇帝面前和盘托出心里话，任意臧否人物，不计后果。例如，当朱元璋问他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的看法时，他完全可以耍个滑头，说一句“知臣莫如君”搪塞过去，没有必要那么认真。要知道，在用人问题上，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处在刘基的地位，他能对朱元璋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你没法保证你对皇帝说的话不传到被评判者耳朵里。果然，他与胡惟庸的结怨与此不无关系。

刘基文名籍籍，被江南文人视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洁身自好，从来不搞个人的小圈子，更不去结党营私，这一方面自然释去朱元璋的许多疑忌，不会对他施以杀头问罪的过激惩罚，另一方面也使他在朝中缺少知心朋友，没有任何奥援，一旦身陷危局，也就没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辨冤讲情。在他遇到两次被冤枉的危难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其实，当时只要有人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危难是不难化除的。这种情况之于刘基，难道还不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么!

刘基的最大失误在于，在他服务于明朝的15年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没有清醒的认识。朱元璋起事取天下，主要靠的是如徐达、蓝玉之类曾经一起光着屁股放牛割草的淮西老将，以及李善长之类最早投靠的淮西文人集团。作为后来入围的江南文人领袖，刘基始终处于一种“客卿”的地位。

朱元璋对他以及和他同样地位的人物，可以尊敬有加，可以虚心垂询，可以任命为御史中丞之类的高官，也可以得到诚意伯之类的显爵，但却很难进入朱元璋“自己人”的行列。刘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甫入朱元璋幕中，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视为朱元璋的“自己人”，说话行事，毫不避讳。他不明白，自己不仅没有淮西老将与朱元璋之间那份心贴心的感情，更没有淮西老将那些攻城略地、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了朱元璋对淮西老将的那份担待。只要他犯了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过错，朱元璋处理起来也会毫不手软。

然而，对于自己在明朝的身份地位，刘基却至死不悟，临终还不忘让儿子在他死后献上那份展示自己矢志忠贞的“密奏”。由于刘基自视“自己人”，他也就对来自周围的明枪暗箭疏于防范。他深知元朝官场的黑暗与凶险，因而以辞官家居躲避之。然而，当他身居新朝时，却基本上解除了对官场黑暗与凶险的警觉。大概在他心目中，这个新朝肯定是一片光明吧。他意识不到，这个新朝的专制程度决不亚于旧朝，而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也比旧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处如此险境而浑然不觉，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朱元璋将刘基比作汉朝的张良，时人也将他等同于张良，大概他自己也以此而自鸣得意，但实在说来，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却远逊于张良。试想，当他视之不屑而对自己又忌恨的胡惟庸送药上门的时候，怎么能够放心大胆地连着饮下这两幅来路不明的药物呢?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基丢弃了防人之心，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自然也就被宵小之徒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明朝人廖道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对刘基和张良进行比较时，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予观诚意伯集，慨然激叹，以为有子房之风，及诵我圣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夫子房椎击沙中，何异于伯温之愤方氏也。伯温受天文于邓祥甫，又何异于圯上老人之三畧哉。汉之元功大封，子房愿封留足矣，乃辟榖导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之术，终从赤松之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贞吉何其智也。而伯温乃徘徊容與，雉罹于罗，象以齒焚，岂其忠于国而弗智于身耶?刘基地下有知，实在应该将这段话作为“知音”而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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