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14日，位于临海县西30 里石塘山脚下的张家渡，一位农民为了修建粪坑和猪圈，无意中移开了一块石板，在石板下的一个墓坑内，发现了大量的金光灿灿的物品。

农民大惊失色，迅速将情况上报了生产队的队长。队长查看情况后，见这些物品是在一座古墓底下。古墓前有石坊，上书“天恩赐地”四个大字，还有华表、翁仲及御碑亭等。随即将情况被逐一上报，区委相关领导指示文物部门立即前往勘察。

文物专家火速赶到现场，发现这座古墓是明朝兵部郎中、王士琦的墓葬。在收缴回散落在百姓手中的陪葬品后，专家们对王士琦的进行了发掘。

(王士琦墓)

经过清点，临海文物部门一共发掘出107件珍贵文物，这些物品大都光亮如新，金碧辉煌，整体风格纤丽秀逸，工致细巧。

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广为人知的束发金冠一件，金带板20件，各种金饰包括戒子、耳环等33件，各种杂金饰连宝石、玉、银29 件，各种银饰20 件，青花小方瓷盒1件，银花1 件，玛瑙龙佩1 件，唐海马葡萄铜镜l 件等。

这些价值连城的随葬品中，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多达22件。

由此看来，这位名叫王士琦的明代官员，必定是一位大贪官，生前聚敛了不少不义之财，死后将这些财富带到了坟墓中。

其实不然，王士琦是一位有名的清官，历任工部主事、兵部郎中、知府、按察副使、布政等，最后官至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而且他战功卓著，曾参与抗日援朝行动，和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侵朝日军。

万历四十六年，王士琦奉调巡抚江南，途中感疾，卒于山西。“没之日，努无长物，旅衬萧然”。意思是说，王士琦去世时，身上已经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连买副棺材都非常困难，最后没办法，只好用草席裹着下葬。

那么，这样一位如此寒酸的清官，为何死后会在他的墓葬中发现如此多的珍宝呢?

(王士琦画像)

我们先来看看王士琦的一生作为。

王士琦，字圭叔，号丰舆，系王宗沐次子，浙江临海城关人。万历二年，王士琦成荫于父亲，进国子监读书，两年后，26岁的王士琦中举。万历十一年，33岁的王士琦和兄长王士崧同登进士。

王士琦一生中最为显赫的功劳有两件，一是成功招抚武力反叛的播州土司杨成龙，二是入朝作战，成功打败侵入朝鲜的日军。

万历二十三年，王士琦出任重庆太守，恰逢播州宣慰使杨应龙起兵谋反。王士琦受四川总督邢玠的委托，单车独骑前往招安，众人都力劝他不要只身犯险，可以下令让杨应龙前来松坎受降，但王士琦却说：“彼以我为怯也，松坎亦囊奏勘地”。

当王士琦到达松坎后，杨应龙“果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 。就这样，王士琦兵不血刃独自一人就招降了杨应龙，升任四川按察副使。

万历二十六年，日本再一次举兵十四万入侵朝鲜，明朝派遣邢玠率兵援朝。邢玠集结了川军刘綎部，广军陈璘部，浙直军邓子龙部，进入朝鲜，开始了抵抗日军的生死战役。

时任监军参政的王士琦虽不是主将，但也在战斗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部下“皆土司诸苗，性顽犷，不可训”，但王士琦“以恩威鼓舞操纵，无不悦服”。

(墓中挖掘的五梁金冠)

当时邢玠分三路军进攻日军，而王士琦就兼监西路军。在栗林一战中，王士琦和围困日军十余日。日军弹尽粮绝后，求救于头目平义智。王士琦为防止两股日军合二为一，一边调集水师在海上拦截，一边又指挥士兵“夺曳桥, 斩首数百级, 乘胜人城”，最终取得了栗林大胜，攻破坚城，焚舟敌，南海荡平。

朝鲜战争持续了数年，正是由于这次决定性的胜利，奠定了朝鲜后来多年的安定。朝鲜百姓出于对王士琦的景仰，要为他“勤金石而垂丹青，在全州立《去思碑》作为纪念”。随后，王士琦因屡有战功，升任河南左布政使，后来又官至右都御史，巡抚大同。

万历四十六年，王士琦调任江南巡抚，还没来得及到达，就身染重病，以至积劳疾深，卒于山西。因王士琦实在穷困潦倒，不得已采用草席裹尸安葬。

天启五年，礼部认为王士琦功勋卓著，于是“讣闻，赐祭。遣官营其葬事”，对王士琦的墓地进行了修葺，在他的墓前修建了石坊、华表、翁仲和御碑亭，并随葬了大量的御赐金银珠宝。

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其墓葬中发现很多价值连城的珍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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