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胡惟庸曾经想借助日本谋逆是真的吗?
日本是我国东方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刳木为舟的古代,两国人民就劈波斩浪互相往还。明初政府为了修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第二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良怀的疑虑。赵秩圆满地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并且送还“倭寇”在明、台二郡掠去的人口七十余人于洪武四年(1371年)十月抵达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从此,明朝政府就与日本建立了邦交关系。
洪武后期,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虽然仍把日本列为不征国之一,但互相间使臣往来绝少。当时明朝政府认为胡惟庸“欲借日本为助”谋逆,因此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元年(1403年)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十月到南京。明朝政府优礼相待,对其所带物品,即如违禁的兵器之类,“亦准时值市之”,还派官员“偕其使还”,进行回访。从此,两国间又恢复了友好关系。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很重视对外贸易,和日本的贸易来往也很盛。洪武时宁波的市舶司就是对日本而设的。明朝政府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的使臣和商人,就实行“勘合贸易制”,“勘合”就是贸易凭证。日本商船来中国须持有明朝政府所制发的勘合,才准许贸易。永乐初,双方协定,每隔十年贸易一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到宣德初,放宽到“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舶和人数远远超过上述规定,也没有严格遵守十年一次贸易的限制,并且在“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
日本输出的大多为刀、扇、硫磺、铜、苏木、漆器等。中国输出的主要是银、钱、绸缎、布帛、陶瓷等。这种贸易交往,扩大了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如我国的泥金画漆和折扇就是明代时从日本传来的。漆器,我们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相当发达,日本的漆制品工艺原来就是从中国传去的,但日本在中国传入漆器的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种“莳绘”的漆制品,中国称为泥金画漆。其制作工艺是,先在器面上用漆绘画,当其将干未干时,把金银粉或炭末洒在绘画上,然后再漆,等到干燥后再磨光,这就使得画面凸出,不仅色彩鲜艳,而且还有一种立体感,很受明朝人的重视和喜爱。
宣德时,明朝政府专门派漆工到日本“传其法以归”。从此,中国也开始有泥金画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郎瑛《七修类稿》也有记载:“天顺间有杨埙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于倭漆尤妙,其缥霞山水人物,神气飞动,真描写之不如,愈久愈鲜也,世号杨倭漆。所制器皿,亦珍贵。”中国原来所用的扇子是羽扇和团扇,日本运来的是折扇。折扇又称聚头扇、蝙蝠扇或者撒扇。因为是从日本传来,也称“倭扇”。
在北宋时,日本使臣曾以蝙蝠扇等物赠送官方,但数量很少,直到明初,由于中日贸易的发达,日本折扇大量运来,中国也进行仿制,折扇遂普遍流行起来。张燮《东西洋考》卷六《日本物产》中说:“中国宋前惟用团扇。元初,东南使者持聚头扇,人皆讥笑之。我朝永乐初始有持者,及倭充贡,遍赐群臣,内府又仿其制,天下遂通用之。”
明朝初期,中日两国间,不仅使臣和商人经常往来,日本还时常派遣前来中国学习。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朝政府还任命日本留学生、当时的“国子监生滕祐寿为观察使”。
本文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