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熙六十年，此时康熙已经是风烛残年，朝廷大员的每一次调动，都十分牵动人心。这一年，定西将军奉旨回京，康熙召见年羹尧后不久，随即下旨，升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从此之后，年羹尧的仕途可谓扶摇直上。第二年冬天，康熙驾崩，雍正即位，由于年羹尧是雍正的藩地旧人，因此，年羹尧被委以重任，不仅取代了胤禵的职务，而且可以节制西北各大督抚，权倾一时。此时，有一位叫钱名世的官员，和年羹尧走得很近，最有趣的是，年羹尧和钱名世双方都称对方为“亮工兄”。

年羹尧，字亮工，他虽然是汉人，但入了旗籍，属于汉军镶黄旗。在康熙末年，四阿哥胤禛(后来的雍正帝)是汉军镶黄旗旗主，因此，胤禛是年羹尧的“主子”，年羹尧见了雍正，都得以“奴才”自称。雍正登基后，对年羹尧喜爱有加，都不直呼其名，用 “亮工”来称呼年羹尧。因此，其他大臣，都称年羹尧为“亮工”或“年将军”。说来也巧，钱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在翰林院供职多年，他和年羹尧一样，字亮工。又因为钱名世年长，所以，之前都是年羹尧称呼钱名世为“亮工兄”，雍正登基后，年羹尧炙手可热，钱名世为了巴结年羹尧，反过来称年羹尧为“兄”，因此两人互称对方为“亮工兄”。

年羹尧在雍正初年，拥有极大的政治能量，他向雍正举荐人才，称为“年选”，因为年羹尧保举之人，雍正很少拒绝。举个例子，康熙晚年，直隶巡抚赵之垣是名臣之后，他的爷爷、父亲、叔叔都曾是朝廷一品大员。只因年羹尧一句“庸劣纨绔”，雍正便把赵之垣贬官，而代替赵之垣的人，名叫李维钧。这个李维钧连个举人都不是，就因为他妻子的父亲是年羹尧的管家，因此被年羹尧举荐为直隶巡抚。所以，当时很多想在官场上更进一步的翰林学子们，纷纷巴结年羹尧。钱名世作为昔日的探花郎，才高八斗，先后写了很多赞美年羹尧的诗，希望能得到年羹尧的提拔。

悲剧的是，虽然钱名世极力讨好年羹尧，但他从年羹尧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雍正三年，年羹尧被雍正清算，在查抄年羹尧昔日的书信中，发现了钱名世写给年羹尧写了8首诗，其中一句是：

“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

康熙末年，十四阿哥胤禵带兵出西藏，平定叛乱，康熙在西藏为胤禵立了一块石碑，以表其功。钱名世为了鼓吹年羹尧，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的功劳，足以被立第二块碑，名垂青史。年羹尧落马时，雍正对他恨之入骨，钱名世如此鼓吹年羹尧，而且又提到雍正最讨厌的胤禵，犯了雍正的大忌。因此，钱名世被雍正指为“行止不端”、“为名教所不容”。钱名世被免去所有官职，送回常州老家思过。

不仅如此，雍正还御笔写了“名教罪人”4个大字，做成匾额，派人送到钱名世老家，逼钱名世挂在家中。又让所有文臣各写一首诗，来讽刺钱名世。雍正为了防止钱名世不把匾挂出来，每逢初一和十五，就派常州的地方官到钱名世家中检查，若敢取下来，就殃及他满门。钱名世也是孔孟门生，被雍正如此侮辱，生不如死。

有人认为，钱名世在雍正朝受辱，是“”的体现。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客观。首先，钱名世行为不端，为了巴结年羹尧，不惜辱没尊严，多次写诗鼓吹年羹尧。年羹尧落马后，钱名世被雍正羞辱，也是他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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