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州平叛，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为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进行的一场军事行动。这场叛乱对于刚刚获得朝鲜战争胜利的明朝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震惊西南半壁之天，烦费海宇全胜之力。”虽然这场叛乱在明朝24万大军的合力围剿下，仅用了百日即被最终平定，但叛乱的发生绝不会仅仅如战表中描述的那般简单。

明朝对西南偏远地区的统治更多的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土司与国家之间属于委任统治关系，这是一种自唐朝开始实行羁縻统治的一种演化。而播州杨氏土司自唐朝僖宗三年(876年)由山西人杨端担任播州地区羁縻州长官以来，700年来历任土司都与中央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这一局面最终在末代土司杨应龙时期发生改变，随着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产生变化，以及杨应龙自身实力的增强，明朝军力的衰弱，最终引发了这场叛乱。

西南播州平叛与平定宁夏叛乱和朝鲜抗倭战争合称为万历三大征。对明朝西南地区的统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通过这次战争我们可以看到播州叛乱的发生不仅仅在于土司杨应龙的个人野心，更多的还在于当时整个明朝政治、军事及播州土司实力等方面的转变有关。

首先，明朝中后期对土司制度的政策转变

明朝开国之初，考虑到西南偏远地区多属穷山恶水之地，直接派遣官员管辖得不偿失，于是继续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进行委任统治。

但随着两百年的发展，西南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已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由于土司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使得他们对内残暴统治少数民族，割据地方，对中央经常叛服不断，骚扰周边，内斗不止，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的安定环境。

“嘉靖十四年议准，云南、四川两省土官，各照旧分管地方，如有不尊断案，互相仇杀及借兵助恶，残害军民，并经断未久，辄复奏扰变乱者，土官子孙不许承袭。”

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明朝中后期开始对西南地区进行改土归流，即改土司制为流官制。这无疑对当时播州土司杨应龙的自身利益造成了极大威胁，成为其发动叛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明朝军事力量的衰弱影响

明朝建国初期，曾经根据全国各地的防卫、战略重要程度设置相应的卫所，作为镇守地方的军事力量。

但自明朝永乐皇帝之后，原本主要依托土地存在的卫所制度，由于军田大量被利益集团瓜分，卫所兵则被充当军官的佃农形同奴隶，这使得曾经为明朝提供稳定兵源的卫所制度，在受到各利益集团的腐败管理和盘剥之下逃兵无数，陷于崩溃。

“成化十年，泾国公蒋贵曾上言，“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成化二十二年，南京户部尚书黄拔”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

西南地区的卫所由于一开始就不是明朝的军事重心所在，卫所力量本身就不及北方来得雄厚，到万历年间随着卫所制的崩溃，更是也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有名无实的摆设，自此明朝对西南土司的直接压制能力被极大的降低，这也就给了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叛乱提供了有利外部环境。

第三，播州土司实力的膨胀

播州杨氏自唐以来，在播州经营七百余年，于当地拥有极为深厚的实力。

在播州境内自宋元时期就修有诸如“海龙囤”、“娄山关”等一系列军事城堡和防御工事扼守险要关隘，几乎自成一国。

同时，受限于卫所制度的名存实亡，明朝为解决用兵短缺的问题，在明朝中后期开始大量启用土司军队参与到明朝的各项战事之中，这在无形之中壮大了土司的军力。

万历十四年至十八年，播州土司杨应龙数从征调，三次率土兵配合明朝军队征剿松潘和建昌等地，屡建战功而受封骠骑将军。这一系列的作战经历，从侧面证实了播州杨氏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正是播州内有完备防御、军力强盛，外则窥探得出明朝军力衰弱的内外部实力对比，让播州土司杨应龙产生了错觉，认为可以通过叛变建立自己的王国。

结语

播州叛乱，正是明朝在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利益的一次叛乱行为。当播州土司宣慰使杨应龙起兵反明时，万历皇帝当即调遣刚从朝鲜战场打败倭军得胜而回的骁勇之师，集合十三省兵力共二十四万人合力征剿，历时一百余天，以雷霆之势将这场叛乱平息，切实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

通过此次平叛行动，明朝加快了对川贵土司地区尤其是播州地区开展了改土归流工作，编定里甲，设置了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使明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得到加强，对西南地区分离割据势力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确保了有明一代西南再未出现动乱不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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