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后，在绝大部分制度设计方面都效仿明朝的那一套，其中就包括了征税制度。清初的土地税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根据每户成丁人口所征收的丁银，二是根据每户持有土地预估收成征收的田赋。从理论上来说，这样的征收方式可以做到全面覆盖，有效防止了偷税漏税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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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凡事有好处就自然也有坏处。朝廷一方面征丁银，一方面征田赋，从两方面入手，尽量不让税源流逝，可是这里面却存在着很大的操作空间。官绅阶层利用特权隐漏人丁，奸猾之徒又借口自家是客籍进行规避，结果丁银的重担反倒都压在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农民身上。时任山西布政使的高成龄就在奏折中写道：“富者田连阡陌，竟少丁差，贫民地无立锥，反多徭役”一语道破这种极为不公的现象。

1712年，清朝完成了唯一一次的全国性地籍清丈工作，之后下旨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银的固定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新生人口的人头税，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百姓的生存压力。

1723年，刚继位不久的雍正皇帝推行了一项在清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税制改革，即著名的“摊丁入亩”。“摊丁入亩”的核心是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如此一来，税收负担就转移到土地持有者身上，土地多者多缴税，土地少者少缴税，无地者不缴税，底层农民受益于此政策，生活负担大为减轻。因此在地主阶层眼中，雍正帝是暴君;而在普通百姓眼中，雍正帝是圣主，是一位真正心系天下的万岁。

“摊丁入亩”的实施不仅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发展，而且使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清朝人口开始出现爆发式增长，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朝人口达到了创纪录的4.36亿。不过，让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过多人口却又对清朝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在农耕社会中，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大量人口能带动巨大的消费能力，从而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然而这种增长有个大前提，那就是社会生产力必须要能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旦两者脱节，那么人多就不是力量大，而是成为严重的社会隐患。

到了清朝后期，人口激增导致没有土地的贫民越来越多，大量失地农民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成为流民，流民的扩散又给其他地方治安带来了严重影响，从而导致情况进一步恶化。后来的清朝统治者已意识到人口激增带来的危险性，但由于历朝历代帝王都将人口增长视为是德政的表现，因此并没有采取什么手段来缓解这个问题。

最终，大量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的贫民选择了揭竿而起，清朝后期相继爆发了“川楚白莲教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一直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自居的大清王朝终究还是被物产不足这根“稻草”给压垮了。

从“摊丁入亩”的深远影响可以看出，即便一项明显受益的好事，往往也附带着一些始料未及的后果。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如果为人处世不能积极拥抱变化，那么原先的好事也有可能最终变成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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