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思想

处理国内问题有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考虑到中国利益。同时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人。

从王稼祥的外貌看，他面容消瘦，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年轻时留学苏联五年，他被称为“红色教授”型的人物。

王稼祥当年英语、俄语成绩都非常突出，在国外学习得心应手。但他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安徽同乡王明等人完全不同，不是像他们那样依照苏联人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党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

王稼祥却始终从中国人的立场考虑国际问题，面向世界时又总是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既有模仿国外建起的大城市，更有停留在古代生产方式上的广大农村。从国外留学回国的人，往往把目光只限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样促使许多自认为先进者却脱离本国实际。所以他们纵然有千条万条妙计，结果却无从施展。

王稼祥能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有正确的选择，在国际问题上能提出许多真知灼见，恰恰是这种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他的可贵之处便是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却又能反复比较和思考中国的实际。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有更高的世界眼光，对待国际问题又能处处考虑到中国的利益。

人物轶事

有见地的思想家

儒雅的学者，曾经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红色教授

1933年4月，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历经了八小时手术，胜过关公刮骨疗毒

在长征担架上，王稼祥向毛泽东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让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籍顾问李德下台。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投向毛泽东“关键的一票”。

1962年初，大胆建议“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

在苏联期间，王稼祥对马列主义有深入的研究。因没有参加过党内的实际工作，他曾拥护王明的教条主义见解，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不过，王稼祥为人正派，鄙视小集团活动。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随后任党报委员会秘书长。1931年4月，王稼祥赴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和外交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1933年4月王稼祥遇空袭被炸穿了肠子——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着剧痛经历了八小时手术，当时人称胜过关公刮骨疗毒。因无法取出弹片，只好采取保守疗法。翌年1月，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秋，他腹部通着管子、坐着担架参加了长征。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提出要毛泽东担任党和红军的领导。后来，毛泽东多次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足可见这“关键的一票”的重要性。遵义会议后，王稼祥与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军事三人小组，指挥全军行动。

过雪山草地时，王稼祥肠子流脓，甚至爬出蛔虫，仍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下来。到达陕北后，他因伤情恶化被中央派人秘密送往上海治疗。1937年夏，他转赴莫斯科治伤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翌年8月，他回到延安，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1944年，他因伤口恶化病倒而无法工作，1946年再度被送到苏联治疗。1947年，王稼祥回东北解放区，任东北局城工部长。

1949年，他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51年回国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十年间，王稼祥总是在腹部带着热水袋工作。

解放以后，他提出过许多宝贵见解。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拒绝随风附和。1962年初，他大胆地建议应改变援外数量过大的状况，要“量力而行”，在国际斗争中不要四面树敌。这些观点被康生等批判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修反要和，对世界革命援助要少)，随后，王稼祥难以再领导中联部工作，“文革”中又遭残酷批斗和关押。

因毛泽东一再肯定他的历史功绩，1973年在党的“十大”上他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入睡前，王稼祥得知江青等要发起“批林批孔”运动，预感到党和国家又要遭受新灾难，忧心如焚。次日清晨，夫人朱仲丽唤他起床时，发现他已全身冰凉。

王稼祥于30年代初从莫斯科回国后，很快就担任重要职务。一些人曾认为他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其实，王稼祥一向尊重真理而不盲从。

在反“围剿”斗争中，他感到莫斯科来的德籍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按苏联的那套条令组织红军作战，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瞎指挥，因而对当时被排斥的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红军长征开始后，王稼祥由几个担架员抬着行军。走进广西时，他见部队由赣南出发时的8万多人只剩3万多，焦急万分。这时，毛泽东生病也坐担架，二人在同行中不断交谈，都对党和红军的前途极为担忧。王稼祥坦率地表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很赞成他的想法，两人商量应该召开政治局会议。

接着，王稼祥去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闻天，提议撤换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博古和指挥军事的李德，改由毛泽东领导。他的提议马上得到支持。于是，王稼祥、张闻天二人又找周恩来、朱德和中央其他同志提出这一见解，并得到普遍赞同。当时，在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下，大家都怀念当初毛泽东指挥时的胜利局面，更换领导人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敌军追兵一时还未跟上，部队得到十余天休息。中央利用这一机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发言批评错误的领导后，王稼祥接着发言，第一个在会上提出应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在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下，会议改选了领导，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也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转危为安。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成为指挥红军的三人小组成员。到了险要难行的路段，他为了减轻担架员的负担，硬是支撑着下来自己走——爬雪山时，他就是在警卫员的搀扶下走过来的。中央机关的同志回忆，每天大家到了宿营地很久后，王稼祥的担架才能跟上来。在没有止痛药和只能靠盐水消毒的情况下，他能到达陕北并一路上坚持工作，这真需要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

推举邓小平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被撤职、批斗后，下放到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知道后，很生气，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贺昌、罗荣桓同志都认为王稼祥的意见很好，表示赞同。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听说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

王稼祥反驳道：“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我看邓小平同志一些观点是符合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气冲冲地说：“埋没人才。”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没有答复。眼看当前战事紧张，总政工作十分缺人，王稼祥十分着急，于是从病床上坐起来，吩咐警卫员给博古打。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接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定了吗?我等着他来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和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也是同窗好友，非常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他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地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党的“智囊”

在党的历史上，王稼祥在职务上几次起落。30年代他是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1945年召开“七大”时，一些代表对他有意见，经毛泽东亲自动员，他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来，他在东北局担任部长，过去的下级成了他的领导，仍兢兢业业地工作。

他于“八大”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63年，他又被免除了职务。但是王稼祥没有消沉，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前景特别是国际处境潜心研究。党内的老同志回忆，王稼祥一向不好玩，总愿意沉思问题，属于“摇羽毛扇”的“智囊”型人物。

王稼祥当年提出的一些见解，使人很久后还有振聋发聩之感。如在各国共产党都称颂苏联是“老大哥”时，他就提出党际关系准则应该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些原则在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时写入了报告中。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归咎于其个人品质。王稼祥则提出斯大林所犯的错误不是什么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60年代，我国自己节衣缩食援助某些国家时，他又预言结果将是不利的。虽然许多意见当时未被采纳，但是经过历史风雨的检验，今人不仅佩服其真知灼见。

王毛互选见真情

自从王稼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后，两人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上他投了毛主席关键的一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又主动为王稼祥拉选票，这绝非简单世俗的政治交易或庸俗的知恩报恩，而是革命家之间深情厚谊的见证。

王稼祥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31年的龙冈地区。这里是第一次反“围剿”首战告捷，并且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的著名地点。那时年仅25岁的王稼祥刚留苏近五年回国不久，他十分渴望把在苏联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系统学习和掌握的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王稼祥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和四中全会的经过，而毛泽东则向他详细地叙述了红军中争论的历史以及当时的争论问题，并拿了一些文件给他看。

这次会面给王稼祥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说，同毛泽东见了几次面以后，就给了我这样的印象：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而与一身学者气质的王稼祥的交谈中，毛泽东对他的理论功底也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交谈中，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一幅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王稼祥欣喜地接过对联，方知苏区军民就是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打赢敌人又发展自己的。他感到自己选择回国参加第一线革命斗争是对的。

王稼祥和毛泽东在龙冈地区的会见，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从此以后，这对革命家为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建立了终生的友谊。

毛泽东同志曾多次讲过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

遵义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观点的激烈交锋。博古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总是片面强调失败的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强大，我们“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

毛泽东是严厉批评“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发言人，他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以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会议上一时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互相抗衡的局面，在这关键时刻，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失误。要求李德和博古下台，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从仲裁的角度，驳斥了“左”倾领导人试图推卸责任的辩护之辞，使正确意见一开始就以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占了上风，压倒了“左”倾人物一贯狂妄自大的气焰。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结果，也体现了王稼祥所倡议的两项内容：一是撤销李德中央军事顾问的职权，取消了李德和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把李德“轰”下来。二是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毛泽东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进行分工，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从而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王稼祥和周恩来被指定为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战略转移。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下，变被动为主动，进行四渡赤水战役，取得长征以后第一次重大胜利。尔后全军巧渡金沙江，甩掉几十万国民党军主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越泸定桥，爬过大雪山。一系列转危为安的实践，显示出毛泽东高超的统帅才能。

党的七大会议上，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一个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竟以204票未过半数而突然落选，连中央委员也没选上。毛泽东意识和察觉到这一反常现象，忙亲自出来做补救工作。

在大会闭幕前夕，毛泽东特地向代表们说了王稼祥应该当选中央委员的问题。他说：“我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要说几句话。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接着他详细介绍了王稼祥对党的一系列重大贡献，第一是四中全会以后，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到中央苏区，在一些同志受到排斥压制时，他却赞助并信任了毛泽东、朱德等同志，支持他们的正确主张。第二是早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是最先从“左”倾教条小宗派中杀出来的，在遵义会议这一关键时刻，更起了关键作用，不然“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在又一次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六中全会时，是他及时带回并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旗帜鲜明地参与解决了党内的若干严重问题。第三是在中央工作期间，“做了很多好事”，为党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

毛泽东让大会把王稼祥在这次会议中写给他的信印发给大家，认为这些信的确“是他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说，王稼祥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的讲话中最后又说：“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经过毛泽东等同志的工作，大会终于将王稼祥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会后，朱德、彭德怀、李富春和陈云等同志都赶来看望王稼祥，一来探视病情，二来为大会出现的这一反常现象向王稼祥致以抚慰之意。然而王稼祥除了感谢同志们的好意，不仅没有一句怨言，连一点不愉快的情绪都没有流露。他对个人在党内地位的突然下降，竟毫不在意甚至无动于衷。

检讨书抗争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做的检讨，最集中的体现在1968年2月中联部机关召开的群众会上。王稼祥写检讨，有两个原则：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不乱说，更不给别人扣帽子;二是多讲自己的过，少讲自己的功，但是也绝不把不属于自己的过，说成是过。这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格。王稼祥在那次检讨中说：

我过去是“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的重要成员之一，我这个毫无工作经验没有参加过下层实际工作、而只读了一些书本的人，被指派为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四中全会不久以后，我与任弼时同志一同进入中央苏区，犯了许多错误。在政治工作方面实行错误的“一长制”，取消党委制，把红军的任务错误地缩小为打仗;在土改方面，执行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在肃反方面……也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逼、供、信”的错误。

我们进入苏区，正当第二次“围剿”反攻胜利以后、第三次“围剿”的前夜，当时项英同志反对毛泽东同志的英明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毛泽东主张“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项英同志认为这是守株待兔，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我当时支持了毛泽东同志，这并不因为我当时就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而是简单地认为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又感到项英同志同我一样，没有听过枪炮声，能正确处理战略战术问题吗?所以我就支持了有战争经验的毛泽东同志，结果三次“围剿”，敌人的“并进长追”失败了，我们大大胜利了。胜利后，上海中央来电，要打大城市，把江西几个苏区连成一片，我积极地赞成了这一错误决定。当时包围赣州一个长时期，结果我们失败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原来就反对打赣州的主张的正确。

中央在宁都开会，发生了毛泽东同志是留在前线指挥工作还是去后方的问题，我是主张毛泽东同志留在前线工作的，但是处于少数。不久以后，敌人开始四次“围剿”，我还是在前线。在四次“围剿”中，我受了重伤，离开前线回到瑞金。不久后，五次“围剿”开始了，敌人实行堡垒政策，步步为营，发生了外线作战内线作战的争论，我又错误地支持了内线抵抗策略。五次反“围剿”不久，我伤口大化脓，入医院重新开刀，完全离开一切工作。直到长征开始，才把我从医院里抬出来，一路上伤口还流脓。在遵义会议的时候，我支持了毛泽东同志。可是红军到陕北后，过黄河东征时，我又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总之，在内战时期虽有曲折，但总起来我应该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之一。

在后，利用了当时的条件，出国开刀治伤口，1938年回延安。在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国际指示，没有歪曲这些指示。在全会上拥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反对了时期的王明路线，被任命做军委和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这段时间，基本上执行了主席的指示。

延安整风前，就得了带伤性的肠胃病，入医院治疗，可惜未参加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写了一个短的检讨信给中央，1946年又出国治病(肠胃病和X光烧伤)。1947年回东北参加工作。1949年初参加了七届二中全会，对过去的错误作了口头检讨，当时中央批准了这个检讨。

对于60年代初他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问题，王稼祥在1969年1月25日的检讨书中是这样写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这个有名的论断。我当时在内心里是不同意这样的论断的……虽然我不否认赫鲁晓夫可以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因为要承认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是共产主义的叛徒，便立即发生同赫鲁晓夫决裂的问题，因为同叛徒不能有任何合作的余地的……我便挺身而出为维护中苏关系，来避免中苏破裂或者至少来推迟中苏的破裂。我说什么赫鲁晓夫可以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这实际上是与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我在另外的材料中已经说明：双方都拥有核武器来进行的战争是两败俱伤的战争，是没有胜利者的战争，是带毁灭性的战争，这种战争是不能够打的，只能避免……而林副主席就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即使有了后，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地面上的近战，所以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唱了对台戏!

我当时又鼓吹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态度，对印度反动派也主张缓和一些……当时我完全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而是相反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而和林副主席在当时的几个著名论点简直唱了对台戏!

我于是想想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于是乎就形成了我的“三和一少”的外交路线，于是乎我就出来纠正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和林副主席的著名论点，这是何等的狂妄呵!这的确是狂妄之极了!这简直是发疯了!而这是事实啊!

从上述王稼祥的检讨中可以看出：他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是客观的，从不隐瞒什么，也不歪曲什么，虽然当时他写检讨不能不带有当时的政治烙印，但他没有把“问题”推给别人，对自己也没有说过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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