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战争几乎波及每个地区，自然对美国妇女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众多壮丁加入爱国军参与战斗，而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女儿则留守家中务农经商。一些留守的妇女没有赖以生存的农场或商店。不少城镇出现大批这样的留守贫困妇女，偶尔她们会领导抗议物价上涨的运动;也有一些饥饿的妇女会发起街头暴动，抢掠食物。在其他地方(在新泽西和斯塔滕岛[Staten Island])，妇女们因不堪为英军驻扎部队提供大量的食宿支出而奋起发动反击。

美国革命

然而，并非所有妇女在男人奔赴战场时都留在后方。部分妇女涌入爱国军的军营，与她们的亲人并肩作战。这种情况有时出于自愿，但通常是因为经济条件困难或是敌人(及英国兵带来的天花和痢疾)的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乔治·华盛顿从未正眼看待这些女性“随营者”(camp followers)，认为她们扰乱军纪、分散精力(尽管他的妻子玛莎曾于1778—1779年的冬天在福吉谷陪他度过寒冬)。其他军官对于营中妇女更为敌视，他们不停地抱怨，表现出对违反传统性别角色的担忧(也许还因为这些妇女普遍是下等出身)。曾有人以极度反感的口吻写道：“她们披头散发，蓬头垢面，满头汗珠，背着行囊，所到之处叽叽喳喳聊个不停，时而放荡地尖叫。”但是，实际上这些妇女对于军队价值重大。那时，军队的补给系统与后勤服务尚未健全，妇女的参与对军队助益良多。她们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并承担了做饭、洗衣及护理等重要职责。

妇女的活动并不只局限在传统的女性工作上。艰苦的军营生活使得传统的性别界限难以维持。相当多的妇女(至少是阶段性地)加入到战斗中，其中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大水罐莫莉”(这么称呼她是因为她提着大水罐给前线战士送水)。莫莉亲眼看到丈夫在一次战斗中倒下，当即操纵野战炮替代了他的位置。一些妇女为了能上战场甚至女扮男装。

战争结束后，士兵及随营者自然都返乡了。在和平时期，战争的经历对于社会(或妇女们自己)如何确定女性地位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然而，独立战争的确在某些方面唤起了当时人对妇女问题的重新思考。对自由与人权的重视也让妇女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质疑。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在1776年给丈夫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句，我想一些新法律的制定必然有你的参与，希望你多替女性想想，比我们的先人更慷慨地关爱女性。”

美国独立战争

亚当斯夫人所呼吁的只是在小范围内扩大妇女权利，她希望妇女能受到新的保护，免遭男人的暴力和虐待。一些妇女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朱迪思·萨金特·默里(Judith Sargent Murray)，18世纪后期著名的散文家，于1776年写道，女性的头脑并不比男性差，因此女孩应该和男孩一样拥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

一些政治领袖(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呼吁对于女性受教育权利及其他女性改革运动的支持。18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生就“妇女能否在地方、帝国和共和政府参政”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新的共和国已经打破了许多陈规旧俗，妇女地位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又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即便如此，也少有具体的改革措施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社会中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实践。

在英国民法治理下的殖民社会，未婚妇女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如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可以签约等)，但一个已婚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她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独立赚钱。她所拥有的和所赚取的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丈夫。她对孩子没有法定权利，而孩子的父亲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之主。由于已婚妇女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权，她们不能参与任何法律活动(如买卖，上诉或被诉，书写遗嘱)。她们没有投票权，在多数州妇女也无权提出离婚—离婚几乎都是男人的权利，尽管在南部多数男人也没有这种权利。阿比盖尔·亚当斯(她的婚姻十分幸福)呼吁她的丈夫勿让“无限权力掌握在丈夫手中”，其用意也正是由于妇女的此种地位。

独立战争几乎没有改变这些法律习俗。尽管在某些州，妇女离婚确比以往变得容易些了。在新泽西，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尽管此项权利于1807年被废除了)。除此之外，很多方面的发展却是只退不进，例如妇女无权从前夫财产中讨回嫁妆。这一变化使得许多女性失去生活支柱，而这也是女性日益要求教育权的原因之一：必须寻求一种方法养活自己。

换句话说，独立战争远远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父系结构，反而强化了它。对于妇女和男人应该各司其职这种观念，很少有妇女提出质疑。多数人承认她们的价值限于家庭之中。阿比盖尔·亚当斯在请求丈夫“不要忘记女性”的信中还迫切要求他“把我们当成上帝所创造的人一样看待，在你们的保护下，像上帝一样利用万能的力量为我们带来幸福”。然而，战争确实给对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带来了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影响。过去，妇女在家中的地位不比佣人高多少，男人和妇女都认为妻子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在家中的作用远不及丈夫重要，而独立战争使男女双方重新考虑女性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美国独立战争

这种现象的一个成因就是妇女参战的事实，还有部分原因是战争期间及战后人们对美国社会生活的重新审视。共和国在寻求自身文化认同的同时开始重视女性的母亲身份。正如许多美国人所坚信的那样，这个新的国家正在孕育崇尚自由原则的新公民，所以母亲承担着将后代培养成具有优良品质的共和国公民的重大责任。妻子远没有取得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但她们的思想、利益和家庭地位日益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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