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在端午的各种习俗中，围绕龙崇拜展开的舞龙、龙舟竞渡无疑是一大重头戏。而古代先人们则将其视为非常重要的祭祀使节，重要性远在只知吃粽子的今人之上。

但你或许不会想到，古代北方的匈奴，也有很多类似的祭祀习俗。我们可以在史书中发现，他们在农历五月五日聚会在龙城，祭拜龙祠。那么，匈奴在五月初五的祭祀活动跟端午节是否有联系呢?莫非匈奴人在端午节也会吃粽子?

广泛分布的祭祀习俗

匈奴贵族的祭祀活动

匈奴的龙城，在史书上也有写作“茏”字。根据史记的描述，匈奴人会在五月大会茏城，九月会于蹛林。后汉书补充说匈奴有三龙祠，并在正月、五月、九月的“戊日”拜天神。戊为干支第五位，意即每月的第五日。这就意味着匈奴人也会在传统历法的五月五日，进行重要的祭祀庆典。

不管是“茏城”还是“龙城”，可以确定是一个匈奴人集体聚会之地，多被代指匈奴所居之地。蹛林有时候也有被当作地名来代指匈奴，然而它却并非地名。根据颜师古的说法，“蹛林”实际上就是匈奴的祭祀活动。其中蹛就是绕着走的意思。他还特别指出，后来的也继承了匈奴传统，祭祀时也会绕着树林走三圈。

匈奴龙城所处的大概位置

在鲜卑人接触中原文化以后，将祭祀固定化，我们可以从汉文史书找到拓跋鲜卑祭天的描述。南齐书说平城城西有“祠天坛”，每年(农历)四月四日献上牛马祭祀，并且祭祀者会“边坛奔驰奏伎为乐”，也就是除了绕着祭坛走还有娱乐活动。

南齐书还记录了一次发生在公元472年的祭祀活动。孝文帝拓跋宏身穿戎服，带着20余名公卿祭祀.祭祀分为两天，头一日“蹋坛”。拓跋宏绕祠天坛一圈，公卿走七圈。第二日正式祭祀，这一次拓跋宏要绕走祠坛三圈，公卿仍是七圈，齐人谓之“绕天”。

继承了匈奴祭祀习俗的鲜卑人

类似“蹛林”、“绕天”的活动，我们还举出多个内亚民族的类似例子。如五部高车于秋天祭天，先是点起篝火，奉上牛羊等等贡物。随后骑马围绕篝火转圈、扔下柳枝，祈愿祭祀完毕以后。高车人也不忘娱乐活动，还会 歌吟忻忻一番。

契丹人也有与鲜卑、匈奴如出一辙的祭祀过程，可见于《辽史礼志》之中。契丹人于木叶山设天神、地祗神位，又植树分别代表“君树”，“臣树”。皇帝一行到来后先奉上供品，然后皇室亲族要绕树三圈，余族七圈。绕完以后，众人饮酒娱乐乃散。虽然辽史记录中称作“祭山”，但实际上仍属于祭天活动。

契丹人的祭祀习俗与匈奴 鲜卑类同

从内亚各民族的祭祀记录看，这一祭天习俗的分布非常广泛。无论东胡系还是突厥语民族都有此俗。其实伊朗语民族也有相似记录。隋书说塔什干的石国人“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这种在大型节日，自然会引入祭祀亡灵的活动。高车人在祭天时，如家中有人不幸去世，便要大声哀哭以表达对亡灵的哀思。

即便是来自内亚腹地的昭武九姓 也有类似的祭祀习俗

至于祭祀完毕的娱乐活动，南匈奴有“走马及骆驼为乐”。根据《太平御览》的说法，实际上是驱使马和骆驼相斗作为娱乐。龟兹人在每年元旦也有相近的斗兽活动，只不过使用的是牛羊。而再西一点的拨汉那则略为暴力，国王会钦点两个勇士搏斗。

根据以上记录，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匈奴祭天活动的情形。匈奴人在正月、五月和九月聚会，以祭天为基础同时展开娱乐、祭祀、交际等活动。而“龙城”、“龙祠”并非是实际的祠堂，只是蹛林时所围绕的树木或者篝火。后来的蒙古人作类似祭祀时，则是围绕石头垒的“敖包”展开的。

当今的蒙古人还保留着类似的祭祀场景

谁是天神?

很多古代记载中的天神其实源自拜火教

崔浩曾说“西方胡皆事龙神”。结合前面对内亚各民族祭祀活动的描述，可知在内亚祭天活动确实是一普遍现象。那么龙神或者天神所祭何物?与楚人在端午节的龙崇拜有何关系呢?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天神所指入手。天神当然可以解作蒙古高原上普遍存在的萨满教长生天信仰，但龟兹、石国、拨汉那等伊朗系民族也有同样习俗。如果说他们也祭祀长生天，这话似乎说不过去。

西域出土的祭祀用金人

《永乐大典》中有一条记载：祆,胡神,按《汉图》,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庙皆胡人居,中国所立，号天神。这个说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尽管拜火教最高神祗阿胡拉马自达一般在中文记录中作“胡天”或“祆”，然而汉代却有不少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的记录。

公元173年，汉明帝的四世孙，陈王刘宠被国相师迁举报与前任国相“共祭天神，希幸非冀”，意图谋反。当时因为前一年刚刚发生勃海孝王刘悝谋反之事，灵帝不忍心再施刑罚。正好刘宠自辩所祭天神只是黄老君，为求长生不老而已。灵帝于是借坡下驴放过了刘宠。

阿胡拉玛兹达神形象

这里刘宠所祭之天神，就是拜火教最高神阿胡拉马自达。此时佛教初入中国，尚未产生天神(提婆)的形象，不可能被刘宠拿去祭祀。而刘宠若真如其自辩只是求长生不老，那本来就不算犯事，也不需要灵帝赦免他。

通过此例，我们可知汉朝时期中国内陆拜火教已经有一定规模，并且时人直接以天神称呼阿胡拉马自达。同理，公元221年的刘备登基诏书中，就有“告类于天神”的语句，也应当是为了统战蜀国境内的伊朗语系民族而加进去的。

一直要匡扶汉室的刘备也借用过阿胡拉玛兹达之名

上古伊朗民族的东渐

俄罗斯境内出土的匈奴贵族形象残片

那么，既然汉代的天神可以直接指向拜火教，我们是否可以说匈奴人和楚人共同的五月初五祭祀，是受到了拜火教影响呢?结合上古伊朗语民族的迁徙，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

上古时代的伊朗语民族分布范围，远非今日可比。如在鄂尔多斯的朔方，就有渠搜国。以《隋书西域传》说法，沛汗(拨汉那)就是古渠搜国。可知朔方的渠搜是一支从费尔干纳盆地方向迁来的伊朗语民族。蒙恬曾率秦军进入河套，筑亭障以逐戎人，应当驱逐的就是这些渠搜人。

义渠人是先秦时代较为东方的吐火罗系居民

渠搜附近还有大名鼎鼎的大义渠，他们是吐火罗人分支。霍去病击破匈奴，取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正好和拜火教里以金人祭天符合。“金人祭天“之地，有的史家补充说中原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占云阳后，祭天地才迁到匈奴去。云阳一带最初是义渠人的活动范围。祭天地的迁移，实际上就是信仰拜火教的义渠人为秦并吞之后，一部义渠人逃到匈奴并将金山带去匈奴的明证。

北方匈奴人曾与多个伊朗语民族接触，受到拜火教影响并不奇怪。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楚人尚火、尚赤，《列子》《孟子》又说楚人以南有“炎人之国“，可见在南方也有拜火教活动的踪迹。

走西南路线联通外部世界的楚国 一样有内亚伊朗系影响

楚国有独特的官名“莫敖”，即上古阿维斯陀语中的moju，古波斯语中的magus对音。这个词在唐朝被译作“穆护”，也就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拜火教教士称呼。

楚国上层王室也有显著的伊朗特征。楚王王名多有“熊”字，根据考证是阿维斯陀语“ahura”和“君主”的变形。而芈月的“芈”姓，则和著名的米底(media)相和。后者相传是穆护制度的起源地。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楚人的伊朗语上层与荆楚的越人接触，产生类似”泰伯奔吴“的效果，自然也将其拜火教节日带到百越之中。并且这拜火教节日必定是一重大节日，以致于匈奴和楚人远隔万里，仍然能固定在五月初五进行祭祀。

大名鼎鼎的芈月 其姓氏源自伊朗的米底地区

波斯新年的祭祖活动

阿塞拜疆人庆祝诺鲁孜节时的摆放的贡品

我们回到前述《隋书》提到的石国情况，其中说石国人在正月六日将骨瓮“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拜火教徒自己有祆教历法，怎么会按中国的正月来巡绕?但如果理解为波斯的正月，问题就好解决了。

按拜火教传统，在波斯新年(纳乌鲁兹)的第六日，贵族会扮演波斯历史上的大英雄伊玛(Yima)。这是艾维斯陀语的称呼，现代波斯语称作贾姆希德(jamshid)，传说他曾经统治波斯700年。

一座中亚的拜火教神庙

按阿拉伯史学家比鲁尼的说法，纳乌鲁兹后的第六天，大英雄伊玛会战胜恶魔，重返人间。届时人们将会看到两个太阳。因此伊玛也是太阳神的化身。除此之外，伊玛还有多种形象存在，粟特壁画中就不少将其描述为掌管地狱之门的神祗，简单讲就是死神。粟特人因此选在这一天进行祭祖，这与前述石国、高车人在祭天之时不忘祭拜祖灵是完全一致的。

阿拉伯人的史书则还对伊玛的形象做了补充，伊玛经常以手持长生药草的形象存在，使人类可以免去疫病、战争和死亡。内亚系民族蹛林中扔下柳枝或其他树木，以及南方的楚人在端午用艾草或者其他草木祈祷驱逐疫病，应当有一定内在的关联。

今天的阿富汗人依然会庆祝诺鲁孜节

总而言之，匈奴和楚人共同存在的五月五日祭祀活动，有其共同的伊朗文化起源。随着上古伊朗语民族东迁之际，拜火教神祗的形象也传到东方，其中就包括对伊玛的祭祀活动。包含了祭天、祈祷、祭祖、除病的活动。这些习俗东传后，分别和百越人/匈奴人接触，融入当地习俗产生了新节日。

今天的西域本地居民也会庆祝诺鲁孜节

最后，我们还是从匈奴的实际祭祀活动中可以看出，“龙城”或者“龙神”跟中原的龙实际上也并无关系。端午节中的龙，应当是百越的本土产物。当伊朗语民族分别与越人、匈奴人接触以后，节庆形式已经大大改变，其内容可以说大相径庭，只剩下相同的五月初五日期。自然，匈奴人也会过他们的端午节，但并不会去吃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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