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时期，物质生活都极其的匮乏。吃不上肉甚至连饭都吃不上都是一种正常现象。在1941年，生活相对较好的重庆工人，每户每月也只能吃两斤肉，1942年，晋陕一代的农民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可见其困难。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社会部统计处在重庆调查了240户工人家庭。结果显示：这些家庭平均每户3.6人，食物支出占到家庭总支出的74%，平均每户每月食用大米6.9市斗(约110-130斤左右)，另有少量红薯为辅。蔬菜消费，以白菜、萝卜为最多，平均每月各消费12斤左右，其余如魔芋、莴苣、青菜、南瓜、榨菜等，每月消费也在2-4斤左右。但肉类消费极少，平均每户每月仅消费2斤左右，蛋类平均每月消费不足3枚，、鱼肉等则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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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前线较远、且非政治中心的昆明，民众的生活状况要好一些。1940年，昆明的“普通户”，大多一日两餐，偶而还能有晚间宵夜。这些“普通户”多是五口之家，平均每月食用大米15升(约240-270斤左右)，猪肉7.5斤，蚕豆60斤，莴笋60支，豆腐150块，猪油、香油、酱油各7.5斤。其中，蚕豆、莴苣等，随季节不同而由其他菜蔬替换。

1942年，晋陕一带的农民，常常“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至于农民的饮食状况，可以参考张闻天1942年的“晋陕调查”。张调查了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的八个自然村。其结论是：

“中农家庭从阴历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天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三、四月有了苦菜，即把苦菜伴在黑豆糊糊里吃。六月以后吃南瓜。七月吃豆角子，一直吃到八月半，山芋下来时，还吃些山芋。秋收后，又只吃二顿，又是黑豆糊糊和酸菜，七天八天才吃一顿捞饭。

“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又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的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的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

“黑豆糊糊”，即将黑豆磨成小块，加水煮。“捞饭”，即将小米加水煮至八九成熟，捞出再焖成干饭。张闻天说，黑豆糊糊“是这里农家一种最普通的食品”;至于捞饭，“这里的老百姓均认为是很贵重的食品。穷人每年只能吃几次。每星期能吃几次的，那只有富裕中农。”

在陕甘宁边区，饮食条件最好者，当属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该校学员都是日军俘虏或投诚者，为反战需要，在伙食上对其相当优待。据该校“生活委员”中小路静夫保留的一份1940年前后的“一周食谱”，其周一饮食如下：“早饭：羊肉炖萝卜，炖牛肉·豆腐·白菜·粉条，西红柿汤。午饭：面条。晚饭：素炒青菜，炖白菜，猪肉丸子汤。”其余六天，水准大致相同，唯菜谱有异。主食最初是小米，后升级为馒头、面条，一周还可以吃一次大米饭。因为每天都供应肉，学员们过意不去，曾提出“最好早饭不吃肉菜”的请求。

至于敌后根据地军民和沦陷区民众的饮食状况，可参考戎子和1941年的一份报告。戎在报告中提到：晋冀豫边区的敌占区部分，日军实施“余粮归公制度”，除最低食用额度外，农民所有粮食均被收缴，“亲戚家人往来，还要(自己)带粮，不然就要饿肚子”。根据地的军队，每人每日可吃油三钱、吃盐二钱，并有少量菜蔬;政府与民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可吃到少量菜蔬，但油、盐无保障。至于民众，“虽然也没有油吃，但总还有蔬菜吃啊”。

1944年，过半国军士兵营养不良，最好者“每人每月肉类一斤”

综上，不难看出，抗战八年，原始小农经济的崩溃是全面性的。一方面是军费暴涨，一方面是壮丁大量被抽离农村送往前线，前者要求强化对农村的征收，后者必然损害农业的产出。矛盾激化的结果，最终必然反映至士兵饮食层面。至抗战中后期，士兵的饮食水准，已跌至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二战期间，不论质，单论量，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天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这还只是文字层面的标准，并非实际获得。1940年后，国军普遍改三餐制为两餐制，菜品普遍退化为菜叶盐水汤。1945年初，每一士兵每日副食费标准仅12元，而汉中的白菜一斤要30元，萝卜一斤要20元。1944年，美国专家曾随机抽取1200名国军士兵进行体检，结果发现营养不良者高达57%。

一个相当惨烈的对比是：1944年，驻昆明美军，须由中国政府提供(垫付)每人每天6只鸡蛋和1磅牛肉;同期的驻滇远征军，号称饮食标准最好之中国国内部队，也不过“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而且为了满足驻昆明美军，这“每人每月给肉类一斤”，还常常被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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