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乃是中国封建时期的第一个盛世，《史记》作者曾用动情的笔墨记叙“文景之治”时的生活场景，“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这一安宁繁华社会的出现，显然都要归功于盛世开启者——汉文帝。太史公不吝言辞地称赞汉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若非汉文帝仁德施政，这清明通和的盛世也不会享誉史册。那么，汉文帝的仁治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的治国之道又是什么?

据史书记载，汉文帝刘恒早期曾有诸多享乐纵欲的嗜好，比如喜好游猎，“(帝)日日射猎，击兔伐狐”，甚至痴迷到了“一日再三出”的程度，大臣贾山曾为此上书劝谏。除喜好游猎之外，文帝还常常纵马驰骋以寻求刺激，史载“文帝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大臣袁盎以帝王安危关系国家社稷安定为由进谏文帝，成功让他放弃了这个危险的嗜好。

另外，曾有不少地方官员进献千里马给汉文帝，汉文帝在戒掉骑马兜风的爱好后，“(帝)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然，对于宫廷所用御马，他也下令加以缩减，“省厩马以赋县传”，减少御马数量并将其供给普通邮驿，以节省国家开支。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出，汉文帝善于虚心听从谏言，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积极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喜好之前，即“克己欲以厚天下”。

汉文帝在“克己欲”和从善入流的同时，还难能可贵地做到了“抑己恶”。最典型的便是过中渭桥惊舆马事件，廷尉张释之判处此案“一人犯跸，当罚金”，因受到惊吓而极为恼怒的汉文帝认为此案处罚太轻，张释之以法为准据理力争后，“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很明显，汉文帝并非圣人，也会恼怒，但他在听取臣下的判处依据后，内心进行了一番关于“私我”与“公法”的斗争，最终国家法理战胜了帝王的内心意志，汉文帝抛却帝王尊严而遵从国法，认同了张释之此前裁断，而不像其他帝王那样将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之上。汉文帝为人处事奉行“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的信条，以“仁”立身，以“仁”治民，将自身仁善推及百姓，从而成为史上第一位真正实践儒家所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封建帝王。

刘恒当初还在封地为王的时候，其实与长安诸臣并无太多瓜葛。高后吕雉死后，长安历经一场血腥政变，身居北地代国的刘恒在仓促间被众臣选中继承帝位。启程赶赴长安之时，刘恒所带亲信只有宋昌、张武等寥寥数人，史载“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虽然为巩固手中权力和保住自身性命，汉文帝入主长安后立马下令宋昌领南北军，拱卫京城与皇宫外围，张武任郎中令负责宫城治安，但他并没有将这种非常时期的倚重演化成一种用人倾向——宋张二人只是在恰当的时间各尽其才，事后并未成为权臣，而这也是文帝为国用人的高明之处。

很多皇帝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往往会刻意提拔自己的亲信心腹，尤其是那些“从龙之臣”更是恨不得个个加官进爵。然而汉文帝却不然，在合理任用从代国来的亲信之外，他也对和高后时期留下的老臣颇为器重。说起来，当初正是在以陈平、周勃为首的高祖旧臣拥戴之下，刘恒才能突出重围登基称帝，这些德高望重的老臣阅历广、资历久，再加之长年身居要位，文帝即位后，为了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前途，必须继续重用他们。

史载“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周勃、陈平、灌婴、张苍等荣获军功的老臣先后被文帝任用为丞相。在张苍因推算律历失准与荐人失察而被免相后，汉文帝曾想借此改革“非军功不能为相”的用人制度，《史记》记载：“张苍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

本来，汉文帝是打算任命小舅子窦广国为相，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还是决定任命以勇健材力见长的高祖旧臣申屠嘉为丞相。除此之外，文帝即位后，先后任季布为河东太守、栾布为将军，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召田叔询天下贤人、复孟舒为云中太守。上述众人治理地方与完成任务，无不政绩出色，文帝对高祖旧臣一派确实是做到了人尽其才、量才任用，不论文武均同等视之。

当然，汉文帝的用人观还体现在他通过举贤良征辟、直接咨询和间接考察等途径，起用了一大批新人。刘恒召贾谊为博士后，又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言极谏者，颍阴侯随骑贾山依诏上《至言》，博士贾谊上《积贮疏》，升迁为太中大夫;晁错则在数年之内由太常掌故，升迁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再为博士，拜太子家令，后又因对策精辟升为中大夫;张释之则由谒者迁仆射、再拜公车令，期间又因弹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拜中大夫，最后官至廷尉，史载“文帝由是奇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冯唐则因论将有味，帝令其持节云中复魏尚之职，“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文帝起用的这些新人，无不身怀才干，他们就任后对朝中政治、经济、边防和军事发展变革有着极大贡献。文帝一朝，老臣“少文多质”以持重，可稳定社会，使吏治宽厚，与民休息;新臣则锐意革新，明镜高悬，变革天下。文帝兼两者而参之，使众臣人尽其言、各尽其才，有条不紊地处理军国大事。

汉文帝虽然知人善任，有着一颗仁厚之心，但也应注意到，就是因为自身太过仁义，才导致文景两朝的诸侯藩王问题日益严峻。汉文帝在位时期，骄纵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等诸侯王，贾谊及晁错等人力劝其削藩，文帝未能全数采纳，最终酿成了景帝时的“吴楚七王之乱”。

不过汉文帝之所以放纵各地诸侯王，也并非全因仁义，乃是由其在位时的国情决定。彼时匈奴强盛，文帝若是不顾边境安危，对各地诸侯痛下杀手，匈奴势必南下掠境，国家内忧外困相交则必定风雨飘摇。匈奴问题高悬于顶，促使文帝对待各地诸侯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再者，长安一众高祖旧臣在崤山以东与巴蜀等地也有封邑存在，汉文帝的一封诏书中曾写明“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等十人四百户。”

陈平、周勃、灌婴、、陆贾等身居高位的老臣，早在汉初就被授予侯爵，也是他们联手推翻了吕氏外戚集团，迎代王刘恒入长安为帝，功劳最大的周勃事后被文帝加封为万户侯，掌百官丞相之职，史载“(周勃)朝罢趋出，意得甚”。若是贸然削藩，这些与山东诸侯王关系密切的老臣会不会功高得意而僭越谋反?文帝不知道也不敢尝试，当年吕后刚死之时，吕产、吕禄等人不敢立刻进行逆谋，就是因为内惧高帝老臣、外惧山东诸侯势力。能够制衡这些德高望重且势力强大的高祖旧臣，恐怕也只有山东的诸侯王们。出于多方面考虑，汉文帝最终没有骤然削藩。

当然，汉文帝对于削弱诸侯强国势力也并非没有部署。文帝十二年(168年)，贾谊上疏：“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其势不可久。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

这封奏疏的大意就是建议汉文帝册封皇子到梁、代等军事要地就藩，并扩大两国领地，以拱卫长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将最宠爱的嫡次子刘武派到梁国，监督防御吴楚等诸侯强国。景帝七国之乱时，这一部署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刘武率众力抗反军，周亚夫很难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彻底平定叛乱。

汉文帝仁德修身、治民安境，其长时间地推行仁政既是百姓社稷之福，也为他本人赢得千古美誉，成为历代赞颂的圣明天子。“富由德兴”、“德者得也”，仁德施政才能开创盛世，汉文帝以其成功的治国实践，让世人清楚地看到了统治者的仁德人格会对国家政治造成什么样的有利影响。从这一点而言，后世想要缔造盛世的帝王，几乎无不效仿，但却再没有一人能够超过汉文帝刘恒的高度。

本文链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