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懂得运用各种关系笼络世宗亲信。两面三刀，委罪于人，能伸能屈，善于使用苦肉计。从嘉靖二三年到三十五年的十多年间，他先后在宜春、分宜两县花近四万两银子，捐金修建了四座石拱桥;同时还出资修葺了分宜县学等。这些钱，虽都是刮自人民的血汗，建桥又有狭隘的乡土观念，桥成尽管又有媚上之嫌，但总的说来还算是为人民做了点好事。嘉靖十年，大学士桂萼推举严嵩改任吏部左侍郎。次年，他被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又改为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八月十日，是世宗三十岁寿辰，严嵩提至京师祝贺万寿节，住在礼部尚书夏言家里。严蒿见夏言正得世宗宠信，便求夏言助他留在皇帝身边任职，夏言照办，严嵩得以如以偿。

同年十二月，夏言入内阁，又奏请世宗，由严嵩接替自己礼部尚书职务。按正常程序，这职位应由礼部侍郎顾鼎臣接任，因夏言极力推荐严蒿，世宗就批准了夏言的奏折。世宗日以礼乐为事，内阁大臣多由礼部尚书升迁，六卿中吏部为重的局面，已变为礼部为重，在这种情况下夏言为严嵩进入内阁，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嘉靖二十四年八月，张璧去世，许赞病归，朝中无人。世宗也感严嵩专横，又想起夏言，召他回到了北京，同时又加严嵩少师头衔以示对他的安慰。夏言返朝之后，官复原，重任首辅，揭发严嵩党羽加以斥逐。对严嵩之子尚宝卿、严世蕃所犯罪行。“嵩父子大惧，长跪榻下泣谢”，夏言不忍心，于是宽容了他。但严嵩却不思悔改，反又联手与夏言有矛盾的世宗幸锦衣卫都督陆炳、都尉京山侯崔元、甘肃总兵咸宁侯仇鸾等，想加害于夏言。此时正逢陕西总督曾铣建议收复河套，夏言表示支持，严嵩诬告夏言专断，谎称自己不知此事，借以激怒世宗。

结果，夏言被削夺保、傅等官衔，于二十七年正月，以尚书致仕。严嵩任首辅。接着，严嵩又诬告曾铣交接近侍罪，按律当斩。曾铣冤死，夏言也于同年十月被杀。严嵩一方面排斥同僚，另一方面又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极力培植死党，以固自身权势。严嵩以儿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朋好比党，仅干儿子就收了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的重要部门，严嵩让其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上疏奏章，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虽然官职低微，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将其牢牢控制在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填发，当时严嵩有“文武二管家”之称。严嵩倚仗权势，作恶多端。在他掌握权力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根据其人的贤愚廉耻和能力大小，而是凭他们对自己贿赂的多寡。

因此，每天到严府行贿的人络绎不绝，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千二百金得到了山东临清知州的官职。犯罪军官仇銮，被革职后为了复官，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要职。从任礼部尚书以来，严嵩对诸宗室藩王请求抚恤、乞封、赏赐等，无不收取贿赂。进内阁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搜刮，贪污受贿卖官鬻爵，无所不为。年老后，政事依儿子严世蕃处置，凡事都由严世蕃代笔。严世蕃完全按官标价，索取金钱。严嵩起家时原有家产仅薄田十余亩，而此时搜刮的资财，已跻身于全国十七家百万富豪之列。所以凡言官上疏弹劾严嵩，没有不说他贪赃枉法的。

然而世宗却一味纵容，严嵩肆无忌惮地搜刮以至于最后被抄家时，严嵩家产共计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古玩价值又数百万两，还有南昌、北京等地十余处房产。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其家财积聚甚众，可与皇帝比富。严嵩府第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糜烂。特别是严嵩之严世蕃，美妻爱妾，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帐;朝歌夜舞，荒淫无度。对这种腐化生活，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严嵩的奸贪和倒行逆施，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北方鞑靼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明中叶，蒙古瓦剌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明政府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全自身官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以致军士饥疲，无力抵御鞑靼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个人利益，认为如果在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国子司业赵贞吉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严嵩却污蔑他狂诞，致赵贞吉被世宗朱厚熜廷杖、贬谪。

严嵩还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惟有坚守才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无奈地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更有甚者，仇銮所率军队还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凶狠杀抢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满意得地离去，仇銮才率军假装是在追击，杀几十个百姓的头来领功。世宗朱厚熜对情况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世宗朱厚熜对于俺答军兵临城下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为了泄愤，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欺骗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去。”

可是当世宗朱厚熜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愤怒地大呼:“严嵩误我!”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虽然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显然与严嵩倒行逆施，废弛边防有着直接的关系。明朝初年，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近海屡屡出现。当时明朝海防巩固，故尚未酿成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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