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夺位后，很喜欢跟臣子谈论读书心得。

一次，他对左右说，我读了《集》，知道隋炀帝也认同尧舜的功绩，否定桀纣的暴行，但他做起事来，怎么就完全相反了呢?

劝谏小能手魏征，立马回答说，一个君主，哪怕再有才，也应当虚心听取属下的劝谏，这样“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治国大事才不会跑偏掉。

魏征接着说，但是，“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归根到底，隋炀帝因为太有才了，恃才傲物，听不进劝，自己做了桀纣都不知道呀。

李世民对这个答案很满意，跟着表态说：“前人的教训不远，我更应当引以为鉴。”

这个情景，爱读唐史的人，估计都不会陌生。李世民和魏征，这对CP被塑造为明君贤臣的典范，正是通过这样一次次君臣的对话——内容大多是关于劝谏与纳谏——而实现的。

这次关于隋炀帝亡国的对话，实际上框定了后人对的基本评价。

第二年，魏征遵照李世民的指示，组织力量修《隋书》，定下的指导思想正是“以隋为鉴”。从隋朝的兴亡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当朝国君掌握存亡治乱的命运服务。

基调已定，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就只能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历代官修史书的残酷就在这里，真实永远是第二位的，资治(服务政治)才是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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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些，江山得来极其容易，常被形容为“欺负孤儿寡母”。隋文帝杨坚、赵匡胤就是典型代表。

另一些皇帝，皇位得来极其血腥，往往通过发动残酷政变，从父亲/兄弟/侄子等人手中夺位。李世民、朱棣都是典型代表。

但这不妨碍他们在后世成为口碑尚佳的皇帝。

原因是，他们治国能力还不错，且比较在乎自己的形象，言行中不忘体现自己是一代明君。

当然，不排除这些皇帝中，有人对历史档案进行篡改，努力漂白自己的形象。

人类总是健忘的，评价尤其如此。一个皇帝的出身、曾经的所作所为，很快就会被遗忘，但他的归宿、人生的终点是好是坏，却被人不断铭记，用于对此人盖棺定论。

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口碑极差，就吃亏在这里。

他是亡国之君呀。

历史上，有伟大的开国君主，有伟大的中兴之主，但绝无伟大的亡国之君。

因为他是亡国之君，他的罪恶是叠加的，被无限放大的。

他的上位方式与李世民颇为相似。两人均非，按照正统的继承程序，都没有机会入承大统。结果，李世民发动，灭了李建成，逼父亲李渊退位。

而杨广的操作相对柔和一些。他一面在父母面前装孝顺，扮朴素，赢得贤孝之名;一面收买权臣杨素，散播谣言，说皇太子杨勇求神占卜，盼望皇上早死。

搞得杨坚防太子如防大敌，干脆把杨勇废了，指定由新太子杨广囚禁管制。

临死前，杨坚躺在病床上，太子杨广与大臣杨素等人侍驾。杨广估计杨坚差不多了，就与杨素商量后事，但杨素给太子的回信却阴差阳错送到杨坚手中。

与此同时，杨坚的宠妃陈夫人，哭哭啼啼，跑到老皇帝床前，说太子要非礼她。

眼前种种，让杨坚对杨广破口大骂，并命人急传废太子杨勇前来。

门外的杨素见情况紧急，赶紧与杨广密谋，决定做掉杨坚，控制局面。杨素立刻假传圣旨，将知情的大臣逮捕入狱，又更换皇宫守卫。

安排妥当，杨素派人入内探视杨坚。不久，杨坚就驾崩了。

由于史书在说到杨广的上位史时，模棱两可，导致其是否弑父即位，迄今众说纷纭。但是，李世民残忍杀害太子李建成、逼退父亲李渊，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吊诡的是，确凿的历史可以美化成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模糊的历史却被强化成隋朝短命而亡的必经之路。

因为杨广是亡国之君，所以他必须背负倒果为因的沉重十字架。

▲唐初的辉煌，一半以上是从隋朝继承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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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性的历史解释中，二世而亡的隋朝，隋文帝杨坚越英明，就映衬出隋炀帝杨广越败家。

不过，平心而论，把隋亡的责任都推到杨广身上，有失公平。

杨坚确实厉害，治国很有一套，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被西方人公认为中国最伟大的帝王。

但他，也给儿子挖了不少坑。

杨坚执政后期，已经趋于暴虐，容不下异见分子，实行酷刑，滥杀功臣。他热衷于搞钓鱼执法，经常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发现有人受贿了，直接处以极刑。

他本人崇尚节俭，却舍不得让老百姓过上较为富足舒服的日子，紧紧守着国家的财富。

甚至在关中百姓遭遇灾荒、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仍不肯开仓赈灾，而是任凭一队队饥民艰难地踏上逐粮洛阳的苦旅。

难怪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看杨坚不爽，说：“隋文帝之俭，非俭也，吝也。”

他下令禁止民间听音乐，甚至下令废除学校。这些悖逆历史潮流的做法，最终都在杨广上位后得到纠正。

杨坚在位后期，因为这些昏聩的举措，已经激起了多起反抗暴政的起义。

开皇九年(589年)，20岁的杨广，被父亲任命为伐陈军队的最高统帅。年纪轻轻就率领50万大军，灭了南方的陈国，实现南北大一统。

将江南纳入统治版图后，隋文帝杨坚对这片“新领土”采取了高压政策。不仅下令毁掉六朝古都建康城(今南京)，还下令销毁江南地区的所有武器，强迫部分江南士族迁入长安。

杨坚让大臣苏威作《五教》，规定江南地区百姓，无论年龄大小，一律都要背诵。这是典型的文化专制主义。

仅仅一年时间，这些政策就激起了江南人的激烈反抗。

开皇十年(590 年)十一月，在旧时陈朝的疆域内，一场旨在反对隋朝的叛乱全面爆发。婺州、会稽、苏州均有人举兵起义，被叛军抓住的隋朝官员，有的被开膛破肚，有的被割肉吃掉。叛军边吃边怒吼：“这样就能让你们更好地背诵 《五教》 了?!”

面对蔓延开来的暴乱，杨坚只得调整统治策略，将主管江南事务的扬州大总管换人，换来了晋王杨广。由此开始杨广驻防并治理江南的10年生涯。

杨广一反父亲的高压政策，对江南实行怀柔政策。

他利用当地望族充当说客，劝谕造反者归顺，兵不血刃就夺回17座城。相当快速而有效地化解了反隋风潮。

他不像父亲那样，任命关陇士人镇压江南士人。他比较注重江南人自治。

在他的扬州大总管府中，聚集了一批江南才学之士，比如王胄、诸葛颖、虞世基虞世南兄弟等。他们都是梁、陈旧朝的官员，又是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聚集在杨广周围，影响着杨广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希望杨广能够成为江南地区利益的代言人。

杨广同样需要培植新的政治势力。

史载，杨广在江南专擅帝国东南一方，势力见涨。他想要夺太子之位，成为天下共主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他曾与亲信谋划夺嫡之事，郭衍说：“若所谋事果，自可以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

意思是，夺嫡成功最好，不成功也不怕，以江淮为依托，建立一个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杨广深以为然。

开皇二十年(600年)，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关陇集团主要成员分裂成两派。一派以高颎为首，拥护太子杨勇;另一派是杨素、宇文述等人，支持另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后者最终获胜，高颎随即被罢免，关陇集团中的许多元勋遭到杀戮。

不过，杨广对帮助自己的关陇势力，时时加以限制和防范。他很重视利用江南士族对关陇势力形成牵制。

登上帝位以后，他开凿大运河、建设江都宫、三幸扬州，这些作为都是为了巩固他在江南乃至整个帝国的势力，促进南北的统一融合，并不是传统史家一句“游乐无度、荒淫无道”所能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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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有历史叙事开始，就假定了一个历史事实：亡国之君没有一个好东西。

在儒家的君主养成课中，一个好君主如果亡了国，那它教君主为善的整个理论基础就站不住了。所以，亡了国的君主，只能是，必须是坏君主。

这就造成顾颉刚所说的“层累制造出来的伪史”，为了达到说教、资治的目的，一个亡国之君在后来一代代史学家的记述中，坏事越做越多，人品越来越坏。

这种道德先行的评价体系，常常陷入罔顾史实的泥淖。

最爱君前段时间写过北宋初年陆续灭掉十国政权的过程。与军事进攻同步进行的，是北宋官方的政治宣传与历史书写，将这些政权的末代君主都塑造成无道之君。

但事实上，后蜀末帝孟昶、主李煜、吴越国主钱俶等人，虽为亡国之君，却倍受当地人民感念，当他们被送往北宋国都时，百姓可以几十里哭送之。

因为他们是亡国之君，他们的功绩会被弱化，被逐渐抹去。因为他们是亡国之君，他们的污点会被放大，被上纲上线。

实际上，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亡国，君主坏不坏只是其中一个选项。

比如有些国家穷兵黩武发展武力，有些国家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当他们相遇时，后者可能被前者所灭，但我们不能机械地认定后者有一个荒淫之君，前者有一个英明之君。

隋炀帝杨广的亡国，则更加复杂。

他继位后，在挑选新年号时，圈定了史上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大业。毫不掩饰自己意欲造就伟大功业的野心。

他的确是一个自信乃至自负的人，曾对人说：“天下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坐拥四海，但如果让我和天下的士大夫进行一次文治武功的竞选，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这还真不是吹牛逼。

连向来鄙视杨广的清初史学家王夫之都不得不说，逆广(他对杨广的称呼)少年带兵，颇有才干，屡战屡胜，“使与群雄角逐于中原，未必其劣于群雄也”。

你想啊，他爹已经是历史上相当有作为的皇帝，作为继承者，他要么坐享其成，乐得个轻松，要么超越父辈，但那会累成狗。

杨广选择了后一条路。

难得的是，他忙得没时间荒淫好色，大小公务缠身，真的累瘦了。而他，真的不是瞎折腾，干出了许多彪炳千秋的大事业。

根据当代历史学者的不完全总结，杨广总共创造了这么多个“史上第一”：

第一次开凿了“利在千秋”的世界上最长的大运河;

第一次建起了被誉为“土木工程里程碑”的世界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第一次创建了有防御体系的活动宫殿城市和报警器;

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医校“太医署”和古代最精美的图书馆;

第一次进行了空前的文化建设，整理了数千部文化典籍;

第一次在中国修筑了25000多里的交通干路，建起全国空前的水陆交通网络和水利灌溉系统;

第一次开拓了“过于秦汉远矣”和超过唐宗宋祖的疆域;

第一次扶植了佛教宗派的产生，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第一次有了领先世界的外伤断肠吻合手术的记载;

第一次在法律上废除“十恶”之条;

第一次取消商品入市税;

第一次免除妇女的课税，揭开了取消妇女人头税的序幕;

第一次确立了为以后历代沿袭的教坊制和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文艺演出队伍;

第一次在京都设立专管少数民族的“四方馆”，提出“混一戎夏”、诸族一家的思想政策，把推广到西域;

第一次在“无隔华夷”的开放政策下，隆重接待数十国使团、商人及，进行了空前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这些“史上第一”，均是杨广在位的14年间发生，有些是他直接推动的，有些则不早不晚恰好发生在他的时代。

不难看出，只有追求开创性事业、具有原创性视野的帝王，才有魄力、有能力造就这么多突破性的纪录。

这不是一个蝇营狗苟、荒淫纵乐的王国之君，做得出来的。

传统史家在写隋炀帝历史的时候，囿于以隋为鉴的主旨，无法解释这些具有开创性、原创性的作为，因而只能在动机上进行诋毁。

比如，杨广营建东都洛阳，本意是为了加强对关东和江南广大地区的控制，维持帝国一统。

而的《资治通鉴》却认为，是杨广听信了江湖术士的谶语，说“修治洛阳还晋家”，才启动了这项巨大的土木工程。把建东都的原因，归结为隋炀帝的迷信和昏庸。

还有，开凿大运河，沟通中国五大水系，完成了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对于中国此后1300多年的王朝历史，居功甚伟。

但传统史书一概将之说成是，隋炀帝为了巡游玩乐才干的，甚至具体到说他，就是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嘛。

本质上还是那句话，因为他是亡国之君，他干的任何事情，不管结果如何，在动机上都是十恶不赦的。

4

不是说隋炀帝没有错，而是说，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存在偏差。就像历史学者胡戟所说：

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没有开运河。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这恐怕就是历史的势利了：赢者通吃，输家被打倒，还要踩上一只脚。

隋炀帝错就错在，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在短期内连续兴办大役，已经超越了民力的负担。

大业元年(605年)，一年内，他就掘长堑、营东都、开运河、造龙舟、游江都，役使了几百万子民。

他干的事情，每一件都是好的，但加在一起，限期完成，就形成苛政，乃至暴政。

史学家胡如雷曾做过一个估算，从仁寿四年(604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东征高丽，8年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 22 项大工程，总共动用的人力有3000多万人次。

隋炀帝时期，全国人口4600万，8年时间就动用了3000多万人次，平均每年征用400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1/10，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民力透支，已达极限。

接下来，大业八年(612年)至十年(614年)，连续3年，三征高句丽。终于把隋王朝逐步拖垮了。

杨广继承乃父的功业，基本已降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建立起以隋王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

举目四顾，只有高句丽不是真心臣服。

从杨坚开始，就有过征高句丽的先例。杨广同样希望拿下高句丽，为自己的世界帝国画上句号。

但对付这么个蕞尔小国，杨广的做法却让人不解——他竟然出动了113万征讨大军，分为24军，每日发一军，向辽东进发。如果加上200万负责后勤的民夫，这支东征队伍，竟达300万人，是高丽全国总兵力的十倍还不止。

历史学者韩昇认为，隋炀帝这么大阵仗远征高丽，其实不是真想打下高丽，而是一场军事形式的政治威慑行动。

但是，杨广没有料到，高丽并未摄于军威而投降，而是发起了誓死抵抗。

备战不足的隋朝大军，把第一次远征当成了军事大游行，最终惨败。

失败拂了面子，杨广就越要争回来。到第三次远征，高句丽遣使请降，杨广终于“大悦”。

但国内的情形，很快就让他高兴不起来了。

5

隋朝盛衰的分野，恰好在大业十年(614年)。

此时，杨广搞定了他所要的国际秩序，但国内秩序却乱成一锅粥。

前一年，杨素的儿子杨玄感，趁杨广二次远征高句丽时起兵，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民之命”，“废昏立明”等口号相号召，一时“公卿达官子弟奔着如流”。吓得杨广看着唾手可得的高句丽都不敢留恋，赶紧命令回师。

虽然杨玄感的反抗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反隋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再也合不上了。

对杨广而言，在这些反隋的势力中，的威胁并不可怕，他最怕的是关陇贵族集团的集体造反。

前面说了，隋朝的建立仰赖关陇贵族集团，杨广即位后，有意引入江南士族力量，对关陇贵族集团进行抑制。

现在关于科举制的创立时间，仍有不同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广在位期间，创立了进士科，以此取代九品中正制，让中下层地主甚至贫寒子弟，都能通过读书应考，走上仕途，从而打击豪族垄断政治的局面。

这一做法，影响了中国1300多年，直到清末废科举为止，科举制成为中华帝国后半期最重要的取士通道。

但在当时，科举制最早却激起了关陇贵族集团的普遍不满。因为这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世袭特权，对他们的地位和利益构成挑战。

杨玄感、李密、李渊，隋末几股大的起义，领导者都是关陇贵族集团出身。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顺便说一下，杨广的两大功业——大运河和科举制，均对中国历史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但它们都是“照远不照近”的千秋功业。他因此而亡国，后来的朝代却因此而兴盛。

从这个意义上看，杨广也算是中国历史的殉道者吧。

天下大乱之时，杨广却离开中原，来到扬州。劝谏的大臣说：“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所有。”

杨广不听。

他曾说过，我性不喜人谏，谁要是上谏言，我决不让他活在地平面上。

能力强大的人，往往刚愎自用。杨广不能幸免，这导致了他失去最终翻盘的机会，也给后来的魏征不断劝谏李世民一个最好的理由。

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在世的最后一年。据说他有时会摸着自己的头，照镜对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随驾南下的十多万侍卫骁果将士，大多是关中人，“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最终举火起事，内外呼应，攻入宫中。

面对叛军历数十大罪状，杨广不得不说：“我实负百姓!”

他不希望受锋刃之辱，解下白绫，被缢杀而死。

弑杀者，正是当年帮他谋取帝位的宇文述之子。

得到杨广的死讯后，他那已经起兵称帝的表兄弟李渊“哭之恸”，说：“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

然而，仅仅四年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渊坐稳了江山，将杨广改葬于江都雷塘，并把他的谥号从“明帝”改成了“炀帝”。

唐朝诗人罗隐说：“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一个死后落寞的亡国之君，从此定格为历史的反面典型，成为臣子调教君王的教案。

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荒淫故事，但很少人知道，他虽然不是一代明君，至少不是庸君，不是昏君。

历史翻过一页又一页，他的名字摆在正确的位置上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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