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鲁迅迎来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阿Q正传》发表后的1923年，鲁迅与共同居住的弟弟周作人一家决裂，翌年，搬到北京市内的西三条胡同(现为北京鲁迅博物馆)。二人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大家庭的家长维持全家生计的鲁迅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矛盾。据说由于信子无法放弃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喜好奢侈，致使每月亏空，家用拮据。

1925年3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师的鲁迅收到一封女学生的来信。写信人署名，是鲁迅班上表现活跃的学生干部。当时的女师大校长属于保守派，对学生运动采取压制政策，以“共产共妻”(保守派对左倾化的国民党的污蔑)为由，不许学生参加孙的葬礼。许广平等学生领袖带领学生多次要求更换校长，均遭当局反对。在这样的压迫下，许广平感到彷徨和苦痛，急欲“在黑暗中寻找指引”，于是开始给老师鲁迅写信求教并倾诉胸中的苦闷。

收到信后的鲁迅回了一封长信，鼓励许广平，自此二人开始写信笔谈。随后，许广平因参加学潮被开除，8月，北京政府更决定解散女师大。鲁迅发表声明支持学生，并担任由女师大师生成立的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继续处理学校事务，为被逐出校园的学生开课。北京当局下令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但这并未使他屈从压力。学生们开始经常出入鲁迅家，被警察追捕的学生也藏在鲁迅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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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5月，上海的日商纱厂发生劳资冲突，中国工人被射杀。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反帝罢工运动，即五卅运动。各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声音此起彼伏在女师大事件中，鲁迅表现出了彻底反抗的态度，这不仅是出于对许广平等充满才气的学生的同情，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局势的深度关怀。最终，政府不得不妥协，同意女师大复校，鲁迅也被教育部复职。

但是，新的悲剧已经在等待着学生们。次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当时的北京政府由奉系张作霖与段祺瑞、冯玉祥组成联合政权。1925年11月，奉系将军郭松龄倒戈反奉。冯玉祥也为了联合革命派，自称国民军，与张作霖开战，并于1926年3月击败张军。但是，欲借助张作霖维护其在东北权益的日本，出兵干预郭松龄，致使郭松龄兵败。

愤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于1926年3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前举行抗议集会，决议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政府驳复八国通牒。当日早晨，许广平抄写完鲁迅的书稿，正要出门参加集会。鲁迅叫住她说:“为什么这样匆促?只得留在家继续完成抄写书稿的工作。鲁迅则在书斋深处埋头撰写《无花的蔷薇之二》十时半左右，突然有人慌慌张张涌进鲁迅家，说请愿队伍在国务院门前遭到军警枪击，死伤众多。许广平闻讯后立刻跑回学校，随后学生干部、也是鲁迅学生的刘和珍等人的尸体被抬回。冲突中，军警以和棍棒殴打受伤学生，根据当局公布的数字，死者47名，伤者150余名。率领游行队伍的李大钊头部受伤后，仍然指挥队伍撤退。

为美化屠杀行径，北京政府把请愿学生贴上“暴徒”的标签。一些迎合政府的保守知识分子批评事件的责任在李大钊和学生领袖。这是鲁迅所不能容忍的，他饱含激愤地写下:“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但是，紧张的形势不允许鲁迅当一个局外人。

北京政府惧怕事件发展为革命运动，向李大钊等5名请愿运动领袖发出逮捕令，鲁迅等50名进步知识分子也被列入黑名单。预感到危机的鲁迅暂到日本医生经营的医院避难。4月，张作霖进入北京，鲁迅又躲到德国和法国医院。5月，鲁迅一度返家，但北平已然没有安居之地，鲁迅只得与许广平等避赴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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